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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前，我的朋友圈被屠呦呦女士的各种消息刷了屏，到今日仍余音不绝。奇怪的是，与她一块儿获奖的另两位学者，没什么人关注。
要知道，如果仔细琢磨的话，这两个外国老头帮助过的贫苦劳动人民，怎么算也有好几亿——大村智与威廉·坎贝尔，在40年前共同发现了能够抗寄生虫的阿维菌素。
这被誉为是青霉素之后人类最大的医学发现。
哪怕对日本社会来说，一个像大村智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称得上新鲜：他并不是名校毕业生，还生长在一户农家，打小就得时时照顾家畜。要不是老爸当年及时叮嘱了一句“要是想学习的话，就去考大学吧”，没准现在都不会有这样一个学者。
他的弟弟，现在也是75岁的老头儿了，他回忆说，小时候哥哥总是跟兄弟姐妹一块儿瞎玩，就算到了高中时，他的书桌上也总是布满了灰尘。
在1950年代的日本乡间，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少年，日后将拯救数亿人的生命呢？
就从大村智在村里使劲儿欢脱的年代起，人类医学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不过，当欧美国家的儿童，因为营养充足、治疗得当，死亡率已经掉到不足1%之时，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却依然生活在近似原始的卫生环境中：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受寄生虫的影响，不消说，基本上都是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中南美洲的人。
与这回诺贝尔医学奖相关的数据是，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感染淋巴丝虫病，3700万人感染盘尾丝虫。前者会导致病人的躯体肿胀，例如让一个姑娘的小腿肿如象腿，最终致残；后者则会致盲。
在灾情严重的村子里，三分之一的居民会在长大成人之前失明。
而大村智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
他在一个高尔夫球场旁边搜集土壤样品，分离出新的霉菌菌株，最终从数千种不同的培养皿中筛选了50种最有前途的，美国寄生虫生物学家威廉·C·坎贝尔从中纯化出了阿维菌素——一种能有效对抗寄生虫的成分。
在对它进行优化后，大村智与美国的制药公司合作，制造了寄生虫驱虫药“伊维菌素”。
本来是个再平常不过的科研故事。然而，80年代，当医学家们发现这种药对非洲的寄生虫病有着极好的治疗效果以后，大村智放弃了伊维菌素的专利权。
这意味着，患者们因此可以获得无偿的治疗。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这种药物被无偿提供给非洲和中南美等国的居民，超过10亿人因此受益——实际上光2012年就有两亿多人服用此药。
这巨大的利润空间与大村智再无关系。事实上，他的日子过得也很不错。他是一个经营天才、美术鉴赏家，业余爱好写毛笔字，时不时出趟远门，但不管走到哪儿，身边总带着妻子和女儿的照片，以及装土壤的小袋子。
数年前，大村智在非洲加纳探访时，一位河盲症患者告诉他，虽然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很高兴，因为大村智的发现，他的疾病不会再传给下一代，年轻人不用担心他们祖辈遭遇过的悲惨疾病。
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一出，大村智和200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野依良治在东京进行了一场对谈。聊起在非洲探访的经历时，野依良治说，大村智教授救助了那么多传染病患者，他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生理学奖或医学奖。
“今后不会出现新患者”，大村智半开玩笑地说，“我自己也觉得这有点儿超出科学范畴，属于和平奖了。”
这个充满巧合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位西医学者的话：除了预防和治疗，西医的最初抱负，无非是为了坚持人的尊严。
但在人类的命运之外，对大村智来说，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妻子没能看见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一天。
在获知得奖后，他对媒体提到了15年前因病去世的妻子。他从来没有感谢过她，哪怕是在后者离世前：“如果能说声谢谢就好了，但是我却没能说出口。”
年轻时，作为学者的大村智收入微薄，妻子在照顾家庭之余，不得不出门赚钱补贴家用。但私下里，她曾骄傲地对长女说过：“你父亲的研究非常厉害。”她笃信丈夫的成就，却没能看到它被世人承认的那一天。
获得诺奖以后，大村智想着，等自己平静下来，要去亡妻的墓上看看，认认真真地告诉她，他的感谢。
黄昉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