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聚焦大事件中的普通人

    当白俄罗斯女记者兼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以非虚构作品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很多中国读者甚至一些业内专家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长到记不住的作者。但近年来越来越红火的文坛种类——非虚构文学，凭此再获关注。

    按照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报告文学家何建明的说法，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可上溯至司马迁《史记》，堪称“难以逾越的高峰”；而现代以来，无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夏衍、瞿秋白，还是50年代《谁是最可爱的人》，到70年代的《焦裕禄》《哥德巴赫猜想》，加上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诸多作品，中国一直是非虚构文学的大国，只不过我们有自己的称呼——“报告文学”。

    日前，2015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开幕，全国200余名报告文学作家参会。中国报告文学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报告文学是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文体。真实生活的精彩程度和让人目不暇接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小说家的虚构和想象。这种文体的崛起将成为文学发展的趋势。”

    纪实“天津大爆炸”：聚焦大事件中的普通人

    在参加今年的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之前，何建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透露，一部全景记录“天津8·12大爆炸”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出版。

    截至发稿，何建明已经采访了几十位人物，包括消防员、指挥官、当地居民、政府官员等。何建明说：“这些亲历者跟我讲述当时的情景——现场在做什么，看见了什么，是怎样的感受。这些一手资料是看影像无法替代的。”他在中秋节和国庆节去采访这些亲历者时，很多消防官兵还躺在医院里。节日的欢愉并不能掩盖灾后的余殇。

    书稿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如，天津公安消防总队开发区支队八大街中队的指导员李洪喜，在天津港起火后带队出发，他坐在最前面一辆车。观察火情不对，他让后面的战友先撤，自己没撤，继续观察。8月12日23时30分，爆炸发生了，李洪喜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壮烈牺牲，17天后才被找到遗体。

    从8月13日凌晨到29日，天津公安消防总队保税支队参谋长张大鹏（张大鹏的故事在《中国青年报》8月22日报道《牺牲》中也有记录——记者注）一直在火场找人，“无论活的还是死的，都要找到”。爆炸发生时，他直接从家里冲了出来，就穿了个运动服大裤衩。走到街上，不知道哪里爆炸了，但看到几乎所有的车都在高速路上往那个方向走，天津市民已经开始了自救，开着私家车去主动救援。

    张大鹏亲口告诉何建明，在爆炸废墟中搜索生命或者生命的遗迹时，“其实不敢去”。“每个人脸上都是黑的，分不清谁是谁。高温的天气，遗体已经开始腐烂。要把他们搬回来，处理好，交给家属来认领。这种对生命的感觉，既刻骨又难言”。

    书稿中也披露了一些不那么“高大上”的故事：一名消防车的驾驶员平时就经常迷路开错地方，偏偏这次赶赴火场时又开错了，掉头却已经走不动了堵在路上。结果躲过了爆炸，救了一车人，那车上的幸存者后来天天请他吃饭。

    在采访过程中，保税支队政委周秀说：“看到这么大的火，就抱着牺牲的态度上前线了。我不是不害怕不想走，是不能走，走了不是逃跑吗？上级指挥还等着我这里的一线情报呢。”临走前，周秀给妻子女儿都发了短信，既是告别，还告诉了她们自己的银行卡密码。

    一位家境贫寒的老人，当消防队员的儿子在爆炸中牺牲，得了200多万元抚恤金。老人身体不好急需钱治病，但他宁死不肯花儿子的抚恤金，东拼西凑借了3万元，“我不能拿儿子用命换来的钱治病”。

    何建明说，这些都是大事件中的普通人的原生态，这些故事要如何处理都是值得思考的。“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当灾难发生时，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当和身边的人面临同样的死亡威胁，如何自处？是拯救别人还是拯救自己？”

    何建明透露，问责的内容将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目前，关于天津大爆炸的官方调查追责仍在进行中。何建明认为，除了追责，更重要的是吸取教训。“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如何面对管理制度上的问题？”

    “当今中国，巨变的社会生活为报告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报告文学要客观呈现现实，并不是要简单地歌颂谁、批判谁”。他认为，写这些普通人的经历，是想让读者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人面对灾难是怎么做的。“当我们为非虚构文学获诺贝尔文学奖欣喜时，中国的报告文学家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的目光、他们的笔应该聚焦每一个大事件中的普通人”。

    有高原，才会有高峰

    “报告文学家需要有四个素养——政治素养、政策素养、知识素养和文学素养。”在此次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创作部主任、报告文学家张胜友说：“报告文学家应该贴近和介入社会生活，应该反映甚至解决社会生活的深层问题，要接地气，要关注大众。这就要求报告文学家，既是文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因为再丰富的想象力，也超越不过丰富的社会生活。”

    事实上，自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脍炙人口。仅山东省一地，据山东作协副主席杨学峰介绍，上世纪80年代，山东作家群在文坛上树立了“文学鲁军”的形象，其中报告文学家功不可没。李延国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连续三届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彭雁华、彭雁平的《蒙山沂水》、郭慎娟的《知识的罪与罚》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郭保林的《高原雪魂——孔繁森》、高胜历的《东部热土》等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随着时代转型和社会对文学关注度的弱化，从上世纪末开始，山东的报告文学创作一度出现低谷期，近年来重获新生。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山东作协策划了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苗长水的《北线大出击》和许晨的《真情大援川》；今年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退休干部高金业正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北方之鹰》，第一次讲述了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铁流、徐锦庚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这是山东作家时隔10年再获该奖项。

    山东作协也十分重视报告文学作家的培养，自2006年开始举办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到现在已先后举办15届，先后培训了574人次，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报告文学作家。

    面对本次与会的200多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坦言，目前第一梯队的报告文学作家为数不多，即便把全国的作家放在一块，要给全国读者一年提供10部最有影响的作品也很难保证。“目前能让读者叫好的作品很少。因此我们更要抓住机遇，将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推上高峰。”

    何建明回忆，前两次召开作家代表大会时，作家代表不到1000人，其中70%是小说家，150人是文学理论家，其他还有散文家、诗人，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代表也就三四十个人。“中国的报告文学其实只是刚刚开始。我的观点是：我们要有一个100人左右的强将阵容，每年出30～50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而要实现100人的队伍，就需要造就1000人的报告文学作家作为后备力量。只有千人的高原，才有百人的高峰。”

    “走出去”的非虚构作品还远远不够

    李炳银对非虚构文学有一个“刺激”的形容：一种危险的文体。“一方面你必须写得完全真实，一旦失实就有遭遇非议的危险；另一方面，你的观点要客观，不能被主观判断所左右。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亲眼所看见的‘真相’，往往不是真相本身。这要求报告文学家具有对生活观察、洞悉的能力。”李炳银说，“非虚构文学看起来容易——不用绞尽脑汁去想象，记录即可，但实际上对作家的文学素养、社会经历的要求很高，还要花大量人力物力成本去采访，并要有在真实中表现艺术的才能，这像是带着镣铐跳舞。”

    对于此次诺奖颁给非虚构文学作家，李炳银认为且不论内容倾向，这顺应了文学发展的趋势。“非虚构文学，或者说纪实文学，关注人生，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变革，能十分直接地引起社会的关注”。

    何建明最看重的非虚构文学的力量，在于铭记。“我发现人会很快忘记苦难的记忆，天津爆炸区的现场一封锁，什么都看不到了，据说还马上要修一个公园，过两年说不定边上还要盖房子。经历的人不会忘记，看热闹的人马上就忘记了。”何建明说，“非虚构文学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减缓这个遗忘的过程，让人永远记住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灾难，不要让它再发生。”

    据悉，我国现在每年诞生长篇小说5000部，包括纪实散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作品也不亚于这个数字。然而，一说起文学，读者的第一反应还是小说，翻译推介到国外的非虚构文学更是远远不够。

    在今年5月举行的美国纽约国际书展上，何建明带着自己的5部非虚构作品《南京大屠杀》《江边中国》《根本利益》《生命第一》和 《红墙警卫》参展，得到了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记者的关注。

    “世界在关心中国，中国在崛起中，很多内容需要非虚构作品来呈现。一个美国作家跟我讲，中国的发展那么好，为什么非要写虚构的小说？”何建明说，“现在是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最好的时期，作家要和这个国家、时代融入，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尼克斯·卡赞扎基斯是希腊最著名的现当代作家，有“希腊的鲁迅”之称，曾在上世纪30年代两次来到中国，写下了著名的《中国纪行》。何建明说：“他在北京破败的皇城根下看到困苦的中国人，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尼科斯依然说，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中国。”

    何建明认为，中国的非虚构作家要有这样的方向：其一，客观反映当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二，要反映改革开放对人民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当然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可以批判，但要有建设性的批判；其三，要对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有自信，诺奖并不是唯一的文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