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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有1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一个是50多岁的中国学校。
2004年，宁波诺丁汉大学获得中国教育部批准筹建，成为中国第一所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学资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区的中外合作大学。
“你们是不可能成功的！”从英国诺丁汉大学与宁波市决定合作办学开始，这就成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会理事长、浙江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11年后，就在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英文化合作与交流时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英教育交流合作的成功典范”。
如今，宁波诺丁汉大学已拥有近6000名在校生和650多名教职员工。其中，近750多名外籍学生和300来名外籍教师，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矛盾、摩擦、质疑、沟通、合作……每天都在这个随处都能听到英国口音的大学校园里上演。
尊重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鲁俊生喜欢用婚姻来比喻两家的合作：“两口子过日子还磕磕碰碰，何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碰撞。”
高岩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任命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第一任执行校长，还在大学筹建阶段，他就来到了宁波。当时，双方在做校园面积规划，高岩坚持校园面积是400亩，徐亚芬的理想是900亩。
双方一次又一次争执不下。多次的沟通后，徐亚芬才明白高岩为何这么固执：第一，按照英国的思维，高校不考虑食堂和宿舍问题，这400亩地就是纯粹的教学和行政用地；第二，高岩担心学校面积太大后会扩招，这样就不能保证生源质量。徐亚芬明确告诉他，招生数量和质量由英方来控制。400亩还是900亩的争执，迎刃而解。
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校长沈伟其第一次碰上的棘手的事情，就是招生。
2005年，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尽快建立招生“六公开”制度，公开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息等信息。此前一年，有高校发生了招生丑闻。
英方对此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要公开？在他们的思维里，公开的前提是“我怀疑你”。他们认为，如果你发现我做了不对的事情，可以通过合适的途径来调查，但是我没有义务要公开。
执行校长高岩与当时还是校长助理的沈伟其争论得非常激烈。高岩对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态度：No!
沈伟其没有气馁。他抓住机会向高岩解释政策出台的背景，并告诉高岩，这不是针对宁波诺丁汉一家的，所有的中国高校都要执行这项政策。
英方团队和中方团队交流多了，高岩慢慢地改变了态度，他意识到，大家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办好这所大学。不过在表述和方法上，还需要磨合。
学生之间也是如此。有人说，这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大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语言、文化、习俗，各不相同，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引发争执。
宁波诺丁汉的学生不分内外，都归到学生事务办公室管理。他们最常接到的投诉就是：歧视。
一个大讲堂，哪怕只有两个外国学生坐着，如果其他学生在说中文，这两名外国学生也会马上抗议：歧视！
建校之初，学生社团发中文海报。有国际学生看不懂，就去投诉：歧视！后来学校相关部门作出规定，海报必须用双语。
尽管学生事务办公室经验越来越多，比如从做活动方案开始，就让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一起做：“这样不会太中方，也不会太西方。”可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投诉随时随地会发生。
前不久，学生们举行了一场未来学生活动发展方向的联席会议，与会同学都是中国学生。会后，一位大三的中国同学负责向所有相关方发送邮件，通告会议内容。
本届学校学生会主席来自利比亚。他接到邮件后，看到此次会议为中文会议，回复邮件说：你在排斥国际学生。
中国学生按照中式思维回复英文邮件：第一，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中国人，没有任何排斥外国学生的想法；第二点，如果你有兴趣，我们愿意为你作出调整。
这句话又产生了歧义。
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蔡玲玲接到了学生会主席的投诉。她判断：中国学生完全没有恶意，这是因为对语言理解的不同。她把两名同学拉到一起，面对面地沟通，消除了邮件带来的误会。
今年的迎新周，蔡玲玲特地设计了一个环节，叫做多元与尊重。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矛盾是正常的，我们就确定一个原则：相互尊重。”负责学生工作的鲁俊生说，尊重包含3方面内容：尊重各自的生活习俗和民族文化，尊重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尊重并遵守学校所在国法律和道德规范。
质量
与国内高校相比，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课业负担貌似不重：每周也就12个课时，而国内高校一般是20个课时左右。
可是，这些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从全球统一招聘、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工作的教师，似乎特别“爱折腾”学生：老师上1个小时的课，学生可能需要10个小时的准备。
穆罕默德是商学院的老师。他和另外一位同事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这门课中，尝试了跨国网络合作考试的形式：在9天的时间内，4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学生，通过互联网合作，测算物流的成本和风险，为一家虚拟公司提供最低成本的物流解决方案。
今年，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20多所大学的800多名学生参与了这种考试。每天凌晨4点，参加这门课考试的同学，都要通过视频会议回答老师的问题，并向他们展示自己的成果。
折腾了9天。最后，这场考试的成绩，只占这门课的20%。
工业设计专业在宁波诺丁汉是个新专业，只有4年历史。施奕腾与来自4个不同国家的老师，一起负责教授这门专业课程。今年，在美国国际设计大奖赛和意大利A'设计大奖赛两项国际顶尖设计大赛中，宁波诺丁汉工业设计专业的13名学生夺得12项大奖，其中1名学生个人独揽5金2银1铜。
但是，这也是一门让学生“无所适从”的课程：5位老师各有见解，经常观点会不一致，听谁的呢？工业设计专业2012级的严一鸣总结说，就要在老师不停的挑战中，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
同样“折腾”的还有学校自己。为了确保学校的教学质量，宁波诺丁汉大学完全采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质量保证体系。除了接受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质量检查，宁波诺丁汉还定期由英国国家权威机构进行质量评审。所有涉及规定学分的试卷和论文，由任课教师打分后，寄到英国诺丁汉大学由同专业的教师重新打分，并接受校外同行审查，最终确定分数等次。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每年也要对境外合作院校进行质量把控。2012年年底，QAA第一次来到宁波诺丁汉大学；2013年5月，QAA在其官网上正式发布对宁波诺丁汉的质量评估报告，认为宁波诺丁汉的学术水平与学生质量与英国诺丁汉大学一致。
这意味着，宁波诺丁汉学生拿的50分，和英国诺丁汉学生拿的50分，一样。
2006年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出席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园落成典礼时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建和成立，开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教育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2014年，英国驻华大使官邸举办庆祝宁波诺丁汉大学创建10周年酒会。吴思田大使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办学10年取得的成就，代表了中外合作办学领域领军者的卓越水准。
徐亚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下，那些说“你们肯定不会成功的人”终于可以休息了。
星巴克
尽管中方和英方的合作越来越默契，但随着双方对彼此文化了解的深入，也会出现新的争执。比如，关于学生成绩是否要保密的问题，从2004年开始招生一直争议到现在。
在英国，学生被当做成人看待。法律明确规定，学生成绩是个人隐私，没有授权，学校不可以泄露个人隐私。除非有安全隐患，否则学校不可以直接联系家长。而在中国，关于成绩和在校表现是不是学生隐私，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不少中国家长很不适应这一点。一位家长在家长会上直接与沈伟其争论：我是学费的出资人，有没有权利知道我资助对象的表现？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办学？
过去10年，教务办公室的老师没有向家长透露过任何一个学生的成绩。也因为这样，老师们的手机经常被打爆，一两个小时的沟通就是常态。
最近几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会附上一份致家长书，鼓励家长与学生多沟通，也明确告知：学校没有义务也不被允许在未授权的情况下公布学生的成绩。
对此，有的做学生工作的老师也不适应。
学生事务办公室的老师都不知道学生的成绩。这意味着，如果有学生因为成绩不好，心理压力过大，产生了各种问题，这些都不在老师的掌握之中。
中方与英方沟通。英方说，我们有心理咨询师，你自己不咨询是你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学生一旦出了事就是学校的事情。
商量了半天，最后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教学办公室在发送学生成绩的同时，也抄送给学生事务处。但是，他们给的不是具体分数，而是一个提醒。比如，这名学生可能会留级。学生事务办公室就会想办法帮助这名同学。
无论是中方还是英方，都习惯了这种争论。在他们看来，这种深度的争论有助于学校的发展。正如总有人质疑这所中外合作大学，中式和西式教育到底应该各占多大比例。
宁波诺丁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斯蒂芬·摩根的中文名字叫司马辉，是一名中国经济史教授。从1981年开始，还是澳大利亚媒体记者的他就在中国进进出出。他了解西方，也了解中国。
“严格来说，没有所谓的中西或者洋式的教育。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国际化教育。”他说，“知识是国际化的商品，方法是国际化教学，不是被哪个特定的文化所统治。这里有不同文化学者之间的互动，把知识体系拿到这里来创新。”如同他对这所学校学生的期望：“我们培养的是国际公民，我们希望年轻人可以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以及把握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今年9月，星巴克落户宁波诺丁汉校园。一些外籍师生对此欢呼不已。对他们来说，咖啡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欢呼的还有90后的中国学生。在地球村时代长大的他们，对咖啡的接受程度不亚于外籍师生。
尽管外界对此争议不少，“可是，我们看到星巴克提供的是多元化”。沈伟其说，正如这所学校一样。
党组织
2003年，浙江万里教育集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徐亚芬坚持中外合作大学必须设立党委，英方则不能接受这一点：这是我的分校，为什么要有党委？
后来，还是长期担任英国政府中国事务顾问、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的柯林·坎贝尔爵士说服了英方。
尽管顶层合作已经达成一致，但是，来自民间的不认同声音，依然存在。
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会组织曾经质疑：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校区，会有中国的共产党组织？
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两所学校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当面回应了工会的质疑：英国人主张保护人权。在中国，青年加入共产党是人权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党委，青年学生加入共产党的权利被剥夺了。你们是保护人权还是剥夺人权？
质疑声没有了。但是对不少外籍教师来说，党委依然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每当看到中方教职员工聚集在一起用中文，而不是用英文在讨论事情，一些外籍教师就会互相发邮件：中国教职员工又在“秘密集会”了！
2006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鲁俊生刚到这所学校工作的时候，也被看作是神秘组织的神秘人物。当时，鲁俊生的地位确实有些特殊：宁波诺丁汉的核心管理层都有行政职务，但是党委副书记却不属于行政职务。可是，每次，他这个没有行政职务的党委副书记，还要参加等同于国内校长办公会的管理会议。
后来，鲁俊生兼任宁波诺丁汉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不少外籍教师带着家属来中国工作，想给家属找点事情做。他们看中了当时校内的商业街店面，就找到这个党委副书记问计。
慢慢地，这所中外合作大学的老外发现：党委是有用的。遇到生活方面的问题，“找党委”成了在宁波诺丁汉工作的老外们的共识。
“我们做的是打太极拳，不是南拳北腿，硬邦邦的。既要让外籍师生了解中国社会，也要通过温和的方式，让他们接受起来不困难。”鲁俊生说。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华长慧把党委的职责定位为4点：监督、保证、沟通和传播。“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拆台，是帮忙”。
2006年秋季，宁波诺丁汉的第一批学生出国交换。半年后，当他们回来时，宁波诺丁汉第一期党校已经结束了。让人惊讶的是：这批学生主动要求加办一期党校。
在2007年的春季学期，宁波诺丁汉办了两期党校，有一期是专门为这些出去交换的60多名同学办的。其中，将近40名同学入了党。没有入党的，有的人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够好，自己放弃了。
鲁俊生很自豪地对第二任执行校长罗杰·伍兹说，我发展的党员一定是最优秀的。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问：你说他们怎么样？罗杰点头：他们的确都是最棒的。
建校11年，宁波诺丁汉党委发展了50名教职工党员和900多名学生党员。学生党员中，很多都是社团负责人，品学兼优。
英方管理者对党委的态度也在慢慢改变。党委的工作终于从“地下”转到了“地上”。2012年，华长慧向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会建议，在预算中增加一项内容——党的工作经费，一年50多万元。
没有任何质疑，这笔经费很快通过预算。
克瑞斯·鲁德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派到宁波诺丁汉的第五任执行校长，刚来中国两个多月。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陆明彦。还在学习如何管理学校的他，发现党委在学校的和谐沟通机制方面，比如申请科研基金，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起了重要作用。“以前英方不了解党委，没有把它作为学校的一部分。”陆明彦说。
他分别找党委书记华长慧和党委副书记鲁俊生谈话，准备给党委的工作加码：学校将与党委一起，寻找优质生源，推广学校品牌。而党委书记华长慧还领导学校的教育基金会，“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点，给学生提供更多获得奖学金的机会”。
陆明彦本人也在寻求党委“帮助”。作为一名新材料领域的专家，他带着自己的科研课题和两名学生来到中国。他发现，在科研领域，可以有非常多的合作机会。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葛萍当时正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交换生。看到这一消息，她立刻在同学中发起了为灾区募捐的倡议，并与其他同学一起，抱着募捐箱走向英国街头，并把这笔钱用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中滩镇天山小学的重建工作上。
每年的新生入学第一课，鲁俊生都是主讲人。他告诉学生们，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开放。届时，我们党给青年学生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你们要成为通晓国际规则的国家事务管理者。
2013年，在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作为唯一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华长慧代表学校上台发言介绍经验。他感慨：“这是一个文化融合和价值选择的过程。”
本报记者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