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吼一次青春的歌

    □那是“口水军团”诞生的时代，没有雾霾，城市不大，路没那么堵，也没那么忙。城里的很多同龄人跟我们一样，混着，玩着，好着，坏着，开心着，伤心着，恋爱着，孤单着……

    □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还是循规蹈矩的，虽然心里面会偷偷地想着怎么肆意妄为一下。所以听到他们歌词里那些不入流的话，就有一种莫名很爽的感觉。

    □第二天醒来，所有人都还要继续之前的工作。苍蝇拿出手机刷了刷朋友圈，发现不再有人为他们刷屏，他忍不住到曾经的微信群里喊“你们在么？”“我好想你们！”也没有人回应。他才意识到，自己又变成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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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眼的灯光从18米高的顶棚上打下来，舞台上的董磊似乎一下子就找到青春的感觉。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生意场上忍气吞声的乙方。只剩下熟悉的旋律驱动微胖的身体在舞台上蹦蹦跳跳，跟曾经最好的兄弟在一起。

    手机在拍，相机在录，2400平方米的影棚里挤满了男男女女。歌迷攀上观众区的栏杆，跟着台上一起怒吼，还有人伸长胳膊比划着“我爱你”的手势。

    狂热，躁动，有时还夹杂着一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愤怒。

    已过而立之年的他，记忆中的青春期应该就是这个样子。那时，他染着颜色怪异的头发，玩各种各样的摇滚和说唱乐。

    1999年，这个当时只有17岁的杭州男孩，和吴琼、汪洋、冯飞、明明等几个朋友一起组建了一个叫做“口水军团”的乐队，用杭州话玩说唱，“宣扬杭州话骂人精髓”。在董磊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几个人很快攒出来一首歌，叫做《人儿登》，并传到网上。

    谁也没想到，歌就这样红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几乎大家都在讨论这首歌是谁唱的”。他们也开始走到聚光灯下。他们的故事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甚至在一部名为《长大的故事》的纪录片中，这群出生于80年代初期的杭州小伙子，被当成中国首批独生子女的一种典型。

    可是后来，乐队玩着玩着就散了，“连个散伙饭都没有吃”。曾经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泡妞都在一起的兄弟，联系也越来越少了，就连这些80后的青春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今年5月，乐队解散12年之后，董磊才第一次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量以“口水军团”的名义，办一场演唱会。为此，他们还发起一个众筹项目，名叫“杭骂唱到爆的坏孩子们，来场告别演唱会”。

    “人到了这个岁数，也想做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想办场演唱会给年轻的时光画一个完美的句号。”董磊哈哈大笑，一串金刚菩提佛珠在白色的衬衫上荡来荡去。

    遇到一种中年的危机感，慢慢不被社会重视了，就会想做一些事情弥补这些失落感

    就在5月的那次聚会后，“口水军团”的众筹项目上线了。除了一篇介绍文章，还有一个“口水军团”原成员一起拍的短片。

    片子里几个中年人一起喝酒，聊天，抽烟，压马路，就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口水军团’对你代表着什么？”在那部7分钟的片子里，汪洋问。

    “当时那段时间，就是代表了我的整个青春期吧。”冯飞说。

    对于这些步入中年的人来说，回忆青春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2014年“口水军团”成立15周年的时候，董磊就曾有过办演唱会的想法，最终因为找不到赞助资金，又担心自己出钱，没有足够多的观众，收不回成本。

    众筹的想法最后付诸实施，起源于董磊最近在一家叫做“开始众筹”的网站策划一个叫做“创造力”的项目。策划项目时团队挠头苦想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故事，这时一位25岁的姑娘突然说：“‘口水军团’来次众筹就不错啊。”

    董磊这才下定决心。“我觉得众筹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一直在做一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也有一些成绩，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完成一些梦想。”他说，“而且我们也想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多少影响力，有多少同时代人还记得这段记忆。”

    没有人想到，众筹的项目很快就达到了目标。

    5月17日晚上10点上线的众筹，不到24小时筹到了7万多元。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推荐文章，几个小时之内的阅读量就超过10万。到众筹截止日，2015年6月17日，“口水军团”筹到204133元，超过了他们的目标金额。

    “口水军团”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5个人在里面特兴奋，所有人到凌晨3点，还在发信息。

    “那天晚上微信朋友圈基本上被刷屏了。”回忆起众筹开始时的热闹，董磊依然很兴奋。

    这有点像他们的青春岁月。那时，“口水军团”的成员充满了激情。

    董磊不到10平方米的卧室里，摆着一台旧的“奔三”电脑，里面装着他刚刚学会使用的水果音乐制作软件。这台老电脑和一个8块钱买的电脑话筒，就是他们音乐创作的全部设备。

    大多数时候，董磊趴在桌子上做着音乐，身后几个人坐在床上聊天，讲笑话，哈哈大笑。等到曲子做完了，再由大家一起填词，“每到这个时候，吴琼和汪洋就会说我肚子疼先去上厕所。”董磊笑着回忆道。

    在一起，他们玩了几年。在那篇介绍文章中，董磊回忆道：“那是‘口水军团’诞生的时代，没有雾霾，城市不大，路没那么堵，也没那么忙。城里的很多同龄人跟我们一样，混着，玩着，好着，坏着，开心着，伤心着，恋爱着，孤单着……”

    而如今一切都变了。乐队解散了，从四面八方聚起来的兄弟们，又奔向了四面八方。这么多年间，他们甚至很少联系。

    董磊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曾为捍卫自己音乐见解不惜和兄弟吵架的他，什么活儿都接。音效制作，各类影视、动画节目配音，活动策划。

    “现在有些甲方很贱，以前都把你当狗一样使唤，说董磊啊，这个事情你去搞搞掉，一旦知道我曾经是‘口水军团’的，就立马把称呼改成董老师。”董磊惟妙惟肖地模仿着。

    有时候，他觉得做商业音乐就好像“老是在被人家强奸”，需要考虑的不是好的音乐创作，而是琢磨客户说的每句话。广告公司一句“这个不是我要的”，董磊就得琢磨到底哪个东西不是对方要的。“你要研究的不是你的技术，而是他妈的心理学，神经病嘛这，你到底在做音乐还是在他妈猜人啊”。

    他甚至不愿意向别人提起那段年轻的时光，“每次说起来，人家都会说，哎，你给我们唱一段。”他觉得这“真的很烦”。

    颇丰厚的收入让董磊把年轻时梦寐以求的音乐器材都搜集齐了，却在实际工作中离音乐越来越远。人们很难把这个发福的，对谁都笑呵呵的中年人，和曾经用“最底层的杭州话”说唱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不过在心底深处，他还是希望那段光辉岁月被人们记得。

    那个时候关于生活真的没有想太多，年轻人也不太会去考虑怎么规划，怎么经营自己的人生，每天都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好

    中年的危机感不止在董磊的生活中弥漫。

    “口水军团”成员明明做过生意，卖过两年服装，因为受电子商务的冲击，也做不下去了。2009年，他去上海待了四五个月，做DJ。但是又感觉上海对外地人有歧视，终于又回到了杭州。

    军团成员冯飞端起了照相机，从零学起做了一个摄影师，几乎完全跳出音乐圈。

    另一成员汪洋也忙着谋生。他在乐队解散后先是带着几个人做自己的广告公司，后来团队一并加入了太太的家族企业。

    “当时真是穷的没办法了，不得不去干活儿。”汪洋说。见到记者时，他刚结束一个会议。时间是下午1点，还没来得及吃午饭。

    “有时候，想想真的是不知道青春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汪洋叹了一口气说。年轻时候混过十几个圈子的汪洋，如今每天为工作上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他早已把曾经的爱好收拾起来，开口闭口谈的是企业管理。

    汪洋曾经有种想法，把年轻时玩过的事物，每项留下一两件纪念品，陈列在办公室里。但是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物品，实在太难打捞了。

    而那段青春岁月完全不同。那几年，杭州房价刚开始上涨，不过这些刚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并不担心这些。董磊把自己赚到的几乎每一分钱都用来买乐器，而冯飞则因为乐队排练，一声不吭就辞了职。

    “每天都是蹭吃，蹭喝，蹭睡。”坐在钱塘江边的咖啡店里，冯飞说。曾经有几天，他天天混在汪洋家，“把他家的米都吃完了”。汪洋也有一段时间天天住在董磊家，以至于董磊的母亲对他都没什么好脸色。

    汪洋记得，那个时候几个人穷极了。到饭馆里只敢点最便宜的拌面。三块钱一碗的面，还要恳求老板能不能来半份。

    《贱儿饭》（意思是吃饭不给钱）就在这种状态下被创造出来。“贱儿饭，老酒吃饱；贱儿饭，表（不要）付钞票；贱儿饭，贼头狗脑；贱儿饭，苦头吃饱”。

    “那个时候关于生活真的没有想太多，年轻人也不太会考虑怎么规划，怎么去经营自己的人生，每天都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好，那就写首歌玩玩。”董磊说，“每首歌写完都很激动，我也能写出这么好的歌。”

    《贱儿饭》写出来，“口水军团”真的火了。一位当时上初中的女生记得，这首歌成了他们的“班歌”，时不时都会拿出来唱。对于不少杭州的80后来讲，这首歌和周杰伦的专辑，一起成为他们叛逆时期的音乐记忆。

    外表文静的小吴，到现在仍然记得在那个MP3还不算流行的年代，她把录有“口水军团”音乐的MP3藏进宽大的校服里，躲着老师偷偷听的岁月。在杭州一所重点中学读书的小祁，则会在每次到KTV的时候，拿着话筒吼两句《贱儿饭》过瘾。

    “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还是循规蹈矩的，虽然心里面会偷偷地想着怎么肆意妄为一下。所以听到他们歌词里那些不入流的话，就有一种莫名很爽的感觉。”回忆起这些用最底层杭州话写成的歌曲，一位已经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杭州80后说。

    那段时间，就代表了我的整个青春期吧

    已经跳出音乐圈子的冯飞和汪洋，几乎很少有机会仔细审视到那段记忆。工作之外，汪洋更愿意陪伴女儿和妻子。

    “年轻的时候就是把自我放的很大，一切都要满足自己的需求，现在则尽量把自我压缩，更多考虑家人和朋友。”汪洋感慨，“年轻的时候该玩的都玩过了，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

    对于其他人来说，那段记忆甚至变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外号叫苍蝇的沈磊嘉一天晚上去泡吧，别人介绍他：“这是当时‘口水军团’的，是夜店妹头（很多女生追求的人）。”他看了看自己渐渐隆起的腹部，“一脸大叔相”，变得有些感伤。

    但是无论如何，那些记忆随时都可能被触碰到。

    董磊记得小时候杭州的巷子里，到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的歌曲，可是他一点都不喜欢。初中开始组乐队的时候，玩的就是摇滚、朋克。冯飞和汪洋也是如此，在琴行里排练时认识的这两个人，一见面就聊激流金属、死亡金属、粘合……

    “无论是摇滚还是说唱，在我看来都有类似的效果。”多年以后，冯飞想起那段岁月时说，“那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自己想的东西表达出来。”

    1997年，董磊16岁，因为老师把没有写完的作业摔在了他脸上，他就“用最脏的杭州话”和老师对骂起来，并从此辍学。

    辍学以后的董磊在餐厅端过盘子，也到酒吧做过DJ，没有一项能够长久坚持下去。只有乐队，做了一个又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他先认识了吴琼，然后又认识了冯飞和汪洋。

    玩音乐是这些人凑在一起的借口。聚在一起，从网络游戏到科幻电影，甚至黑客攻击，没有一个不是他们发泄青春的方式。

    “当时基本上处于疯玩的状态。”汪洋回忆。做过一段黑客的他，曾经黑进过杭州所有重要的网站。后来，在吴琼的撺掇下，他又喜欢上了摩托赛车。结果两个穷小子，一个人买了一辆雅马哈，另一个人买了一辆本田的公路赛车。

    90年代末的杭州，并没有很多可供这些年轻人玩乐的场所。每当夜幕降临，市中心的银泰广场门前，装下了几乎所有这些被街头文化吸引的年轻人，和他们的青春躁动。他们在这里比拼炫技，见网友。

    苍蝇几乎每天放学都来到这里，父母没法阻止他，就切断他的经济来源，可是他却学会了到当地的批发市场淘衣服，“200块钱能买一身衣服”。后来父亲威胁不给饭吃，他就自己在家用剩米饭做蛋炒饭，最终作为青春的留念，他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蛋炒饭。

    2003年3月22日晚上，吴琼和汪洋带着各自的女朋友一起打了一整个通宵的游戏，第二天一早，吴琼要骑摩托车去兜风，汪洋觉得太困就没去。

    然后再次听到吴琼消息已经是3月24日了。这天杭州《都市快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称23日中午，“04省道余杭区百丈镇泗溪村公路出口处，一群杭州青年高速驾驶摩托赛车飙车至此，其中一名青年在拐弯时不幸撞向公路旁的护栏，飞跌沟渠，当场死亡，摩托车出于惯性还往前飞出200多米。”吴琼骑的，就是他年轻时唯一拥有的那一辆本田赛车。

    “吴琼是‘口水军团’里最会玩的人，最后也真是玩死的。”董磊说。几个整天嘻嘻哈哈的大男生哭得稀里哗啦。

    为了纪念吴琼，明明、冯飞、汪洋，把董磊和苍蝇找回来，一起做了“口水军团”的最后一首歌《Made in 杭州》。里面有句歌词：“虽然我还不是毛（很）懂撒（什么）个HIP-HOP MUSIC，但是我会好觉听他们到底表达撒西。”

    汪洋把吴琼的死当作“口水军团”的一件里程碑事件。“他绝对是个二货。”汪洋手托着腮，眼睛盯着墙面说，“但是他没了，我们的快乐就没了。”

    再后来，口水真的就慢慢散了，“从一群男人的生活，回归到正常人类生活（谈恋爱、结婚）”。

    听说你们要办演唱会，一定要让我跟着玩一下

    快要被繁琐生活淹没的5个人，决定让“口水军团”和那段青春的记忆一起重见天日。

    苍蝇主动请缨。这位为甲方搞过各种活动演出的创业者，也愿意为自己搞一次演出。

    他是最后一个加入“口水军团”的。在此之前，这位就读于职业高中的孩子在街头玩滑板、玩涂鸦，还组织过杭州第一个滑板队。他至今记得踏着滑板扫街时行人停留在他们身上的目光。

    如今，沈磊嘉的公关公司隐藏在杭州市中心一个外观看起来有些破败的三层楼房中，杂乱的办公室里只有几双颜色艳丽的潮牌鞋能让他想起以前的岁月。

    虽然有时候仍然会买票去看看现在年轻人玩说唱和滑板是怎么样的，但是闲暇的时光，他更愿意载着家人去附近的千岛湖景区，“躺在草地上待一下午”。

    “以前玩滑板也好，做音乐也好，人家出去看见你都一副崇拜的表情。”苍蝇把身体摊在黑色的皮质办公转椅中说，“但是现在还是蛮容易被打击的。”

    刚刚开始创业的那段时间，苍蝇的大量资金被投进公司里，甲方的钱到年底收不回来是常有的事，头一两年每到年底，他算账以后都难免感慨“又给员工打了一年工”。年少时曾经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苍蝇，如今特别害怕闲下来，害怕自己没有业务的时候，看到朋友圈里其他竞争对手正把活动搞得火热。

    因此一听到董磊的提议，苍蝇就两眼放光。

    可真做起来，难度不小。各自奔波这么多年，都有自己的家庭一摊事儿，即使大家聚一聚，都显得奢侈。

    这不像他们年轻时候。当年，他们有的是激情，说干就干。就像明明加入时一样。

    加入“口水军团”之前，20岁的明明还是浙大音乐系钢琴班大一的学生。在网上听到《人儿登》（意思是一个自我感觉很好，做事却糊里糊涂的人）以后，“眼睛都直了”。

    与另外几个人素不相识的他，直接在网上留言，“我要加入你们。”乐队就这样多了一个成员。

    “口水军团”多年以后的第一次聚会，被安排在杭州滨江新区的一家星巴克。从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赶过来的几位乐队成员用普通话聊着天儿，“感觉挺商务的”。

    直到快10年没和其他人见面的明明说了一句，“我们大家不要这么正儿八经的，好不好，都是兄弟、哥们儿”，大家才从星巴克挪到了烧烤摊，一直聊到凌晨两点。

    董磊本来的打算是，把这次演唱会办成一个只有两三百人参加的小型派对。可是线上线下的热情超乎他的想象。一位专门为各种演出提供音响解决方案的朋友得知消息后，主动给他打电话：“听说你们要办演唱会，一定要让我跟着玩一下。”最后，小型的派对变成1000人左右的规模，场地和音响灯光设备全部靠朋友帮忙。

    为了这次演唱会，董磊在筹备的几个月时间里推掉了所有的工作，苍蝇则提前就跟老婆打招呼，“这段时间就不要查岗了”。

    但即使这样，几个人还是越来越难聚在一起。以前最不在乎时间的他们，开始很难协调排练时间，公司事务繁忙的汪洋甚至一度提出退出。后来，是董磊告诉他，要让孩子知道爸爸曾经很牛逼，他才努力坚持下来。

    除此之外，他们还计划在每首歌的后面，用投影仪把吴琼小时候的照片投放在身后的环绕大屏幕上，就好像他也在现场。

    但遗憾的是，临开场的时候，投影仪坏了，吴琼的照片最终没能出现。

    把这段记忆封存起来，不再破坏它

    演唱会在8月22日开始。在这个演唱会上，“口水军团”演唱了10多年前的成名曲。

    1986年出生的小祁早早就来到现场，把着最靠舞台的位置，还有歌迷从上海赶过来，身上还穿着工作时的衬衫西裤。这是一个热衷本土文化的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决定要品味一下“宣扬杭州话骂人精髓”的歌曲。他在第一时间就购买688元的众筹套餐，里面包含一张演唱会门票。这还是他第一次购买演唱会门票。

    就连董磊的老婆，也偷偷买了这一档套餐。

    演出前几个小时，在后台准备的明明和汪洋紧张得说不出话，距离演出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汪洋还偷偷溜出后台，到检票口看看来了多少人，“人家不来怎么办？会不会有人买了票也不来？我们在台上会不会怯场？会不会表现得很做作？”

    而10多年前则不一样。他们随时可以操起乐器，玩上一阵。2002年，杭州举办了“西湖啤酒节”，乐队演出了整整两天，在他们之前几天出场的包括唐朝乐队、汪峰和鲍家街43号、阿凡提乐队。各种各样的采访排上了日程，本地的、外地的。甚至还有中央电视台。

    那时，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紧张。

    不过当站在台上，灯光开启时，汪洋感觉以前的岁月一下子又回来了，“就是那种浑身被肾上腺素充满的感觉，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演唱会晚上10点结束，几个人又被大家围着拍照、采访，这群整日为工作奔波的中年人，“一下子感觉像明星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董磊对这种结果很满意。“其实通过这次演唱会复一下盘。”他说，“你在杭州总要借用一些渠道什么的，成为一个小名人之后总会更方便一点。”

    不过汪洋说，对于他来说，那天让他回味最多的感受，还不是被工作人员像明星一样包围，而是演出结束，女儿飞跑着扑向他的怀抱。

    等到所有人散场，蓝色的卡车倒进现场，临时搭起来的铁架子又被收了起来。这些曾经的兄弟则跑去喝酒喝到不省人事，就像年轻时的某一个平常的夜晚。

    那天晚上，董磊在朋友圈更新了一条信息。明明在下面跟帖：我真的爱你们。汪洋又回复明明：我们也都爱你的。

    其实在筹备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想过“口水军团”重新走在一起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这一群已经各奔东西的人来说，看起来已经不太可能了。

    “现在做，做到那么好也不太可能，如果做不好也没什么意思，这样还不如把这段记忆封存起来，不再破坏它。”董磊说，“最重要的，是演唱会让大家跟着我们high一次。”

    第二天醒来，所有人都还要继续之前的工作。苍蝇拿出手机刷了刷朋友圈，发现不再有人为他们刷屏，他忍不住到曾经的微信群里喊“你们在么？”“我好想你们！”也没有人回应。他才意识到，自己又变成一个普通人。

    最后，苍蝇在家待了一天，整个下午都坐在阳台上看着杭州市路面上繁忙的车来车往，一句话也不想说。

    “总感觉这么绚烂的东西，怎么就‘啪’的绽放了一下，突然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