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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多收了三五斗

本报记者 杨海 实习生 戴瑞凯 卢南峰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10月28日   09 版)

    刘威家的玉米已经堆积成小山。比起去年,他的100亩田地增产了近两万斤。但他此刻正在小山前踱步,盘算着明年还要不要种这么多玉米。

    为了这堆玉米,这位30岁的河南省平舆县射桥镇的农民前后忙活了一个月。收割、脱粒、晾晒、运输,一套流程下来,他累得“输了一星期‘水’”。

    按照去年的价格,他本该增收4万元左右。可入秋以来,玉米价格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三成,即便今年增产不少,仍比去年少收入了3万元。

    “累出一场病,结果一来一去少赚了7万元。”刘威把手里的烟头使劲摔在地上,接着狠狠地骂了一声。

    和刘威一样,丰收并没给射桥镇的农民带来多少喜悦,写在他们脸上的多是失望和迷茫。

    不仅仅射桥镇。进入10月,河北、山东、东北等玉米主产区的玉米价格均跌至0.8元一斤以下。而去年,玉米价格是1.1元一斤。如今,刚刚拿到卖粮款的农民,开始为明年还值不值得种那么多玉米而苦恼。

    今年粮食贱,卖不了几个钱

    23日下午,射桥镇东头的收粮点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卖粮车,旁边一条10米宽的马路被堵得仅能供一辆车勉强通行。来往的轿车司机停下车,把手伸出车窗外摆动,他们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催促着这些卖粮的人赶快让路。

    这是射桥镇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热闹场景。

    机动三轮车、摩托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四轮拖拉机里满载着金黄的玉米。拖拉机巨大的噪音、讨价还价的声音、指挥倒车的呼喊声,以及传送带的马达声混杂在一起,让这个原本宁静的镇口沸腾起来。

    一些瘦弱的老人,紧握住三轮车的把手,努力驾驶着这野性十足的机器。一脚油门,三轮车像头咆哮的野兽,冒着黑烟冲向堆积如山的玉米堆。

    还在等待验粮的人趴在车把手上,面无表情。虽然车斗里的玉米比去年装得更满,但他们却懒得回头看一眼。他们清楚,“今年粮食贱,卖不了几个钱”。

    刘威也加入到卖粮队伍中。他本想等粮价涨上去后再出手,但持续下跌的玉米价格很快把他推出家门。从秋粮收割开始,短短20天内,当地的玉米价格就从每斤0.85元,快速下跌到每斤0.72元。

    “再往下跌就受不了了。”刘威面无表情,“如果受潮发霉,那就真的只能喂牲口了。”

    不少田地较多的农户面临和刘威一样的问题,他们一方面担心粮价下跌,一方面还担心储存后玉米发霉变质,所以只能选择尽快出手。

    更多的人在低价时赶来卖粮,则是出于无奈:收粮卖粮是个重体力活儿,很多老年人已经无能为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帮忙秋收后,又急于返城,只好把粮食便宜处理。

    78岁的马老汉种了7亩玉米,他和儿子一起,正在把玉米倒进粮商的仓库里。

    整个过程中,他的儿子一言不发,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倒完玉米后,他头也不回地把铁锨扔在地上。为了回家收玉米,在北京建筑工地拉涂料的儿子请了一个月假。

    “他在北京每天挣180元,加上来回路费,一个月就损失了五千六。” 马老汉用惭愧的语气说,他张开手掌,比画出“5000”的样子,浑浊的眼珠里闪出一丝光芒。

    为省下每亩50元的收割机钱,马老汉和儿子钻进燥热刺人的玉米地里,用了4天时间,掰下了7亩地的玉米棒。

    他们每天天不亮就打着手电筒下地,傍晚时分才回家。几天下来,马老汉手心手背几乎已变成一个颜色,黑色的泥灰长进皮肤里。虽然已经过去20多天,他手指的肿胀还未消退,厚厚的老茧上面,是已经磨烂的角质。

    这一天,父子二人卖玉米拿到6327元。除去种子、犁地等2000多元的支出,纯收入仅4000元,还不够儿子请一个月假的损失。

    卖粮的队伍越排越长,队伍最前面两个老汉正围着粮商讲价。他们的玉米水分较高,粮商开出了每斤0.68元的价格。

    “六毛九吧,六毛九吧。”一个老人挠首顿足做嬉笑状,另一个哭丧着脸哀求。

    “六毛八,不是看你们年纪大了,这价钱我都不要。”粮商态度坚决。

    一分钱的差价,7000多斤的玉米少卖了70多元。两位老人拗不过粮商,一人蹬上三轮车,一人迈开弓子步在后面推着,缓慢地走向玉米堆。

    刘威冷冷地看着,不说一句话。换了他,他也会计较。

    指望种地那点钱,能干啥

    相比收粮点的热闹,射桥镇的集市要冷清得多。

    往年这个时候,卖完粮食的人总会添置一些新物件。原本,这是集市全年商业活动的一个小高峰。

    今年完全不一样。以往上午9点就能卖完的猪肉,现在直到12点,还有半扇挂在钩子上,几只苍蝇趴在上面贪婪地吮吸。

    卖床单的小贩拿着话筒吆喝着大减价,但并没有多少人停下脚步。没过一会儿,音箱里就只剩下劲爆的音乐,小贩放下话筒弓着腰坐在凳子上,痴痴地望着过往的人群。

    三五成群的老太太抱怨着今年的光景:“多收了几千斤,比去年还少卖了钱。吃饭看病的钱都不够,哪有闲钱买东西。”她们的战利品不过是几棵大白菜、几卷卫生纸。

    赶集的老人们心疼辛苦劳作一季,却少收入两三千元。但对于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土地和粮食正离他们越来越远。“平时也会给我们寄钱回来,但都不愿意回来收庄稼,不够耽误事儿的。”一个空着手的老人无奈地笑笑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镇上的人,就已不把种田当作主要的收入来源。当时,一亩地几百元的收入,还有不低的农业税费,很难培养农民对土地的忠诚。“指望种地那点钱,能干啥。”集市上卖小百货的老板说。

    镇上的壮劳力纷纷外出干建筑防水工作,大家通常称他们为“搞沥青的”。

    几年前,刘威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他还记得满怀希望踏上列车时的场景:“一车老老少少30多个人全是去搞沥青的,一路上说说笑笑,谈论着那些熟悉的暴发户的名字。”

    到成都后,刘威发现能接到的活儿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建筑工地都停工了,一连几个月都没工作”。这30多个一起去成都淘金的人,今年有20多个回到了镇上。

    刘威看中了流转土地的机会,他觉得“种地最稳,国家也支持。”去年8月,他以每亩每季300元的价格包下了100亩田地,全部种植了玉米。合同一签就是5年。

    “按照去年的行情,稳赚6万块钱。”他看着刚刚种下小麦的黄土地,回忆着当初的想法。但他处理完今年的玉米,算下来刚够本。

    “能咋办呢,再坚持一年看看吧,不行就还得出去。”他眼珠里泛着血丝,嘴唇干裂,牛仔裤和耐克鞋上沾满了土灰,看起来疲惫不堪。他从集市中穿过,一边走一边嘟囔“化肥价又涨了”。

    走出上千米长的集市,就是广袤的农田。因为干旱,20天前播种下的小麦至今还未生出麦苗。一眼望去,满地尽是黄土。

    “放在往年,现在到处都是浇地的。”一位赶路的村民指着身后的田地说,“今年粮食价钱这么低,老百姓都泄气了。”

    刘威也有些心灰意冷。100亩小麦刚刚播种,他也没心情浇水。100亩地的油费以及人工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至于明年的粮价,他心里也没底。可合同一签5年,几个月后的春节,他还要支付6万元地租。“实在不行,只能毁约”。

    国家应该不会不管我们吧

    就在集市东头的收粮点热火朝天的同时,3位分别来自不同省份的粮商聚集在集市另一端的一家饭馆里,他们正在对国际粮食市场高谈阔论。

    余小亮坐在饭桌的一角,他默不作声,紧紧盯着正在发言的粮商,酒杯悬在空中。

    这是余小亮难得的机会,除了能学习一些关于粮食生意的经验,他还期望从这些粮商那里找到信心。

    两年前,余小亮从附近村民手里流转来2500亩土地。他因此成为当地的名人,县电视台记者曾来过3次,宣传他的机械化、规模化农业生产。最近的一次,电视台大大赞扬了他的玉米大丰收,镜头给了他刚刚购置的两座烘干塔一个大特写,看起来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庆。

    刘威也曾受这种宣传的鼓舞,才做起了国家支持的“种粮大户”。

    余小亮的玉米今年增产了25%,脱粒后的玉米粒能装满20节火车皮。但是新闻没有提到,这1200吨的优质玉米让他赔了30万元,“每斤降一毛钱,就损失24万元”。

    因为需要支付田地租金和人工费,在这次玉米价格暴跌中,余小亮和刘威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普通农民。余小亮每亩地一季的租金要400~500元,加上工人的薪资,一亩地的成本在900~1000元之间,而他今年一亩玉米只能卖出800多元。至于每亩土地可固定获得的100多元“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余小亮一分钱也拿不到。补贴归出租地的农民,这在合同里有明确约定。

    因此在过山车般的价格涨落中,他的种田生意更像是场赌博。

    “粮价下跌好像跟进口、关税什么的有关系。”余小亮喝下了两杯白酒。酒席结束后,他红着脸总结刚刚学到的最新知识。

    这位种粮大户并不知道,他这个在中原腹地小镇上种田的农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国际粮食市场的风云变幻中。千里之外的广州码头上,一船船美国玉米漂洋过海而至,靠岸价格才0.66元一斤。

    还有一个事实,余小亮也不清楚。我国从2008年开始,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当年临时收储价每斤高于0.7元,2014年涨到1.13元。同时,玉米产量也从2008年的1.66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2.17亿吨。

    “国家应该不会不管我们吧?”除了需要运气,日夜期盼的“国家补助”是余小亮仅剩的信心。

    就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到:“继续实施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完善补贴发放办法。”

    不过,有学者指出,WTO将我国实行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称为“黄箱政策”,而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8.5%的保护界限,现在已经接近了天花板。换句话说,余小亮已经很难拿到更高的补贴金。而在美国,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但因为政府会事先确定“目标价格”,当该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政府按照两者之间的差价补贴农产品生产者。因此农民不用承担大部分市场风险,从而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

    余小亮看不到这些。他今年种植了300亩葡萄和100亩梨树,望不到边的黄土地上,一小片绿色的葡萄枝格外显眼。如果果园丰收了,他会获得比玉米高出10倍的收益。

    “要是成功了,以后就不种粮了。”余小亮看着长势喜人的葡萄树,眼神里充满憧憬。

馊了炒饭也馊了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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