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就医

    15世纪晚期，一团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欧洲。新的流行病在人群中滋生，没人说得清它从哪里来。法国人管它叫“那不勒斯病”，意大利人则管它叫“法国病”。当人们还没真正辨认出源头时，它已经无处不在。得了这种病的人外表甚为难看，并且疼痛难耐。

    现在人类管这种病叫“梅毒”，这 “比麻风病更可怕”的疾病很快传遍了欧洲。

    所以当一位医生命令病患钻进烤箱、忍受烘烤，试图把病给烤走时，不要惊讶。他们相信，越是能忍，就越能得到好的治疗效果。

    而一位瑞士医生（兼炼金术师）开出了颇管用的药方：喝汞盐，一直喝到病人停不下来地流口水。炼金术师设想着口水能带走大量致病的“小颗粒”，尽管汞有毒，放到那个时代来看，这种疗法也算相当厚道了。

    现代医学是什么样，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咱们这儿的医生望闻问切，开方子，上山采药，找来各种植物调配一个五行顺畅的躯体。那在中世纪的西方，看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我最近就开了这样的脑洞，搜集了各种老西医偏方。

    古人最怕的就是瘟疫。几百年前的鼠疫大流行在欧洲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惨痛。当时的西医都要身着麻衣、头戴大喙出诊，整个人看起来像个长了鸟头的神秘人。这是因为人们相信瘟疫由空气传播，因此医生在人造大尖嘴里塞满了香料和解毒剂，为自己防护。

    一张1495年的医学图显示，为了避免呼吸到病人周围的空气，威尼斯的医生出诊时会让病人睡在高台上，自己一只手用海绵捂着口鼻，另一只手举到头顶，拉出病人垂下的手，给他切脉。 

    “在一颗榛子或是一颗大核桃上钻个洞，取出里面的东西，灌入水银，再将开口堵上。把这颗榛子或核桃挂脖子上，可以保护我们不染鼠疫。”一位名医在17世纪初开出过这样的药方。

    如果病人有钱，医生会给他开点儿绿宝石、红锆石、珍珠、金箔以及鹿角。把这些东西统统磨成粉服下，就能预防黑死病了——可怜这些珠宝！

    对于更为历史悠久且令人束手无策的疾病，比如麻风病，教会会出面直接给病患办个葬礼，往人头上扔三铲子土，鼓励他耐心忍受上帝要他承受的病痛，然后把他送到与世隔绝的麻风病院去。

    如果你在中世纪不幸被街边的狗或狐狸给挠了，那罹患狂犬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若病患是社会底层，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等病人发病时，乡亲们会联合起来把他给消灭了——既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尽快消除患者的痛苦。

    贵族患者会得到另外的照顾：

    根据17世纪的一张珍贵药方所述，医生得找大螃蟹爪子上黑色的部分，与龙牙草根、天南星根、报春花根与单牡丹根一块儿碾碎并水煮，然后细心地过滤出药汁。

    这一碗既苦且黑的大浓汤，还必须挑在满月或是新月前6天给病人服用。

    尽管诸多讲究，它依然没能减少狂犬病100%的致死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的医生相信精神疾病是体液不调，过盛的血气入侵大脑造成的。中世纪时，烧成灰的头发、人的粪便或是公羊的尿液都入药，用来治疗疯病。

    当时走江湖的游医常常劝家属给病人做开脑手术，以防这些神神叨叨的患者被“脑袋里的石头”进一步撞坏神智。他们还真能在剖开脑袋之后挖出石头来给家属作交代——当然这石块绝不是原本就在病人大脑里的。

    隔离、鞭笞、捆绑……许多针对“疯子”的无效疗法被持续应用了几个世纪，以现代人的眼光望回去，还真不好说患者和医者哪个更疯。

    1832年，面对一位“各种疗法无一奏效”的患瘟疫的老妪，苏格兰一位医生决定发大招了。

    阅读了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一篇在犬类身上做试验的论文后，他决定烧一壶热水，往里面倒上盐，然后把这种液体凉凉趁新鲜注入病人的静脉。两天后，妇人痊愈。

    这就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挂盐水”的第一次应用。

    在那篇《柳叶刀》上的论文中，作者指出，他之所以给狗注射盐水，是因为发现腹泻后的人类血液中缺少盐分和水分。尽管这种疗法在当时并未立刻被主流医学界接受，但我们也许能说，经过数百年迷茫的挣扎之后，医学到底触摸到了微茫的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