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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频繁造访中国。26年前，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1992年，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福山将其理论扩展成《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一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福山因在书中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声名鹊起，成为“学术明星”。彼时年届40岁的福山在书中提出一个论断——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在这本书出版后的20多年间，围绕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评论与争议从未停止。
近些年，基于对于“政治发展本性的更多了解”，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2011年）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2014年）两本书来完善自己的观点。
福山在其最近的论述中，提出了“国家能力”、“法治”、“民主问责”的“三角关系”，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另一个让人颇为关注的点是，在最近出版的两本书中，虽然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并未对他的“历史终结论”构成挑战，但他依然花费了大篇幅的笔墨在中国的身上，且尤其强调应重视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设”的先行努力。
那么，中国的历史与发展对于他的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他对当下中国的兴趣点是什么？ 11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现场，专访了弗朗西斯·福山教授。
中国青年报：对中国，您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方面？您可以在中国观察到什么？
福山：我对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感兴趣。中国正处在自身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中国正在适应“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如前30年强劲了，这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和挑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体制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如何，以及中国如何去适应。这是我在这个阶段来到中国的主要兴趣点。
中国青年报：在您最近的两本书中，有关中国的篇幅比较大。中国的历史和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您的研究？
福山：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根据韦伯的国家定义，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早得多——记者注），也就是说，中国是第一个有能力并且能够以客观的方式来管理国民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中国应该为此骄傲。但是我想，一个令人满意的政治系统，不仅需要有现代国家机制，也需要对国家的行为加以限制。我想，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以及正式的途径来确保政府对所有公民的需求都有响应。我想，法治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关键的议题之一。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反腐？
福山：很显然，在反腐上，中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提出了许多规范。我想目前来讲，反腐进展得很好。但是如果要保持持续性，这需要有独立的法庭来处理这些问题。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进展。
中国青年报：您曾经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的民主对于中国没有太多的学习价值》的文章。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走自己的民主化道路？
福山：我想每个国家都自然地不会照搬某一个已有的模式，它们会发展自己的模式。所以我肯定中国未来的模式将会按照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发展。但是就像我所说的，中国现在的模式有些不平衡。国家权力太过强大，不够透明，我想，在未来，需要更依法办事，决策也需要更加透明。
中国青年报：您对于中国的基层治理立法问题有关注吗？
福山：我对中国的基层立法有一定程度上的关注。我想，不管怎样，区域治理应该更加尊重法律本身以及民间反馈。去中心化是正确的，但需要更实质性的内容。好的治理要能够让民众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方面，目前还做得不够好。
中国青年报：如您所知，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您认为应如何通过立法固化改革成果？
福山：如果从政治机构的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于法治基础的决策不是一夜就能够形成的，需要政治支持。欧洲许多国家，如完全民主化以前的德国，它有强大的官僚系统，但也有可以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我认为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改革进程。
（本报记者卢义杰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