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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也是任何政治制度的核心和基础。我觉得这个领域正如福山所理解的那样，是国际社会最难理解中国、也是中国最难讲清楚的领域之一。法制建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西方花了100多年才建立起法制，中国也会需要很长时间。
讲法治的时候，中国不要回避大家说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从学界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命题是很难成立的。党也好，法也好，都是制度。福山的说法是“法是高于一切的”；在中国，党是一个组织，代表政治力量。其实在任何国家，执政党控制国会也好议会也好，都是控制立法的，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党和法的关系是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反腐败的问题上，大家都在说制度建设，我的看法是，反腐内部权力要少一点，外部权力多一点。中国内部反腐制度很多，党、政府、人大、政协都有，每个大学都有纪委书记，内部权力太分散。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可以借鉴的例子，新加坡只有反贪局，香港只有廉政公署，它们不大，但是非常清廉。主要是反贪系统要集权，太分权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谁有责任、谁来监管的问题。而外部权力要多一点，比如媒体监督、社会监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赵 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