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每个国家都在保持自己体制特色的前提下开展合作,实现共赢。中国正在亚太地区激发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说。
不仅在贸易上,在网络安全和其他领域,中国也在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全球治理的进程之中。
“欧洲人有自己的计划,新加坡有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的架构已经很完善了,我们缺少的是对于共同规则的倡议。”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说。
单一的力量不能应对全部挑战
“靠单个企业与贸易国家谈合作,太难了。”高通盛融(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伯云说。他热切地期待着“一带一路”的继续展开。
这个中国企业家此前在云集了各国政要的“读懂中国”会议上,没有座位,站着听完了全程。
他去过欧洲一些国家,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企业发展的机会”,但是“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语言不通,不了解当地文化等各种问题”。
而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这个世界也有太多难以单独面对的挑战。正如与会的一位美国前财政高官所说,“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和20世纪末的截然不同,它太复杂,太庞大,去中心化的程度也太高,因此不能用单一的特性表达,也不限于某一种形态,某一个地区”。
而网络时代,这种复杂最鲜明地体现在虚拟空间之中。据中国信息安全杂志社副社长秦安介绍,“数字911”和“网络珍珠港”造成的损失可以让电厂停电,让供水、交通、银行体系瘫痪,甚至可以让火车脱轨,造成实体空间的损失和人员伤亡。
事实上,这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沙特王室基金会主席图尔基亲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十分重视网络空间安全,要在遭受到恐怖袭击之前就先发制人打击恐怖主义。年前,阿卜杜拉国王提出了促进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倡议,并为此捐赠了1亿美元,用于启动这一合作项目。
而据秦安介绍,中美联手打击网络犯罪已经达成了一些协议。
不能期待一套方案适应所有国家
“亚投行不足以满足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西方国家还是固执地认为这个举措是针对美国的。”杨荣文说。
除了亚投行,整个会议交流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还有——“中国会不会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什么时候?”
“在这个地区,有太多的FTA(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劳拉·泰森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这种“一个地区有大量的小型协议”的状况被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形容为一碗意大利面,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各不相同的贸易协定,像绞在一起的细长面条难舍难分。
泰森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往往需要基于各异的政策规则来推进贸易。
“我们希望能拥有一个基于共识的大型多边协议,获得更多的国家加入。”她说。“理想状态下,一个地区就这一个,包括所有问题。”
“(达到)最理想状态毕竟是需要极大努力的。”美国前商务部长米基·坎特说。这位美国前首席贸易代表曾参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在任期间参与过200多份协议的签署,“每一份协议的利益倾向”都不相同。
坎特和泰森均不认为亚投行体系和TPP存在竞争关系,在复杂多变的经济格局里,它们“各自都有优点所在”,反而“互相补充着”。
智利前总统拉戈斯太清楚这种复杂多变。智利与新西兰、文莱、秘鲁4个小国共同发起了TPP,现在每每说起,他都要反复强调“完全没想到”这个贸易协定会获得如此多国家的加入。“原材料?知识产权?制造业?第三产业?每个国家在贸易协定中究竟要保护什么?”拉戈斯连续发问。“这是由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他说,“不能期待一套方案适应所有国家。”
全球治理不是点对点,而是一张网
“据说,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也曾被卷入印度、斯里兰卡的政治斗争。但是,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就少有人提及这一点。我不是要和大家唱反调,我们国内对’一带一路’也十分积极,我只是想做个提醒。贸易中少不了摩擦,而霸权主义是没有人想看到的。” 在“读懂中国”论坛的现场,印度前外交国务部长沙希·塔鲁尔的发言让许多低头记录的与会者抬起头来。
“谢谢你的提醒。”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不急不缓地用英文清晰回应:“‘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主导并不代表以中国为中心,我们更要关心其他国家的反应。”
杨洁勉更愿意将之与其他区域的建设计划,如蒙古的草原计划、哈萨克斯坦的阳光道路、英国的北方动力计划等联系起来看。事实上,为了谨慎表达,光是想“一带一路”这个名字该怎么翻译成英文,他们就琢磨了两年。在中国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世界经济、政治管理的进程里,这种谨慎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认为,即使有所作为也必须要在韬光养晦的架构下作为。中国要花一些时间学会怎样地有所作为,不能鲁莽。”
“中国不能被孤立,因为它有的(任务)和其他国家是一致的。”贝格鲁恩研究会主席贝格鲁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有分歧不要紧,但要理解这些分歧。如果人们更了解中国,就会知道它用何种方式运转以及为什么能这样运转,进而尊重它和西方的不同。在这个时代,唯有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互相了解和尊重,才能共赢”。
“对话和理解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完美的,或者其他国家是完美的。这意味着改变和改革。中国有能力作出改变。”贝格鲁恩说。
本报北京11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