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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06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全面二孩政策来了,除了产床还缺啥

本报记者 李林 实习生 陈妍霓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11月06日   06 版)

    “姐,你运气真好,二孩全面放开了,你可以再生一个了!”收到妹妹的短信,王舒(化名)蹭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有点不敢相信。

    不过下一秒,她就不再怀疑了。因为,她的微信朋友圈已经被这个新消息刷了屏——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政策。

    一夜时间,生还是不生,成了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问题。

    生,还是不生?

    王舒是新疆人,前年生下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已经是36岁。尽管要再次面临高龄产妇的风险,但王舒还是坚定地想再要一个。

    不过,因为自己还有个妹妹,王舒并不符合此前“单独二孩”的政策。所以,这个计划一直也没提上日程。

    “但一个孩子太孤单了。”王舒和妹妹的感情很好,也因此,她始终觉得,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才是最合适的。她甚至想过,大不了交点罚款,也要再生一个。

    家住上海的文雨(化名)是独生女,和王舒的想法类似,也希望以后两个孩子能有个伴儿。所以,当上海的“单独二孩”政策一落地,她就立马要了第二个宝宝。

    “我们作为父母,总有一天会比孩子先走。至少,在父母走后,孩子还能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伴儿。”文雨说。

    让她深有感触的,是身边一位刚刚失去孩子的朋友。“人到中年,孩子没了,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文雨说,恐怕这对父母这辈子都不会开心了,因为,这世间已经没什么好牵挂的了。

    文雨的朋友,只是万千不幸家庭中的一个。多年来,“失独家庭”已经成为社会之痛,啃噬着许多父母的心。这也是王舒坚定地想要两个孩子的另一个原因。

    “谁也不能保证孩子一生没灾没病,如果最后白发人送了黑发人,那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所以,当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消息传来,王舒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就把消息传给了丈夫。

    但是,不愿生二孩的妈妈也不少,90后新妈妈李雪(化名)就是其中一个。

    “我和老公两个人,除了要养孩子,以后还有4个老人要照顾。两个人的工资养七口人,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再要一个,就是八口,那真是得不吃不喝了。”李雪的这本经济账,彻底打消了要二孩的念头。

    这也是很多人面临的现实。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消息传出后,不少80后、90后就感慨,“我们竟然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代独生子女。”还有人形象地比喻,“421”阵型变成“422”阵型,“中场球员”要被累趴下了。

    但从事生物科研工作的80后妈妈王云(化名),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压力。

    “像我们这种做生物实验的,经常会碰化学试剂。所以,备孕少说要提前半年停止实验。再加上生孩子的时间,至少一年半都不能工作。”王云说,除非辞职转行,否则根本不要奢望要第二个孩子。

    “但现在年纪也大了,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王云说。也因此,在决定要不要生不生二孩之前,摆在很多妈妈面前的,是要不要放弃现在的事业。

    还有人则面临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年龄。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答记者问时说,据测算,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妇女约60%在35岁以上。也因此,不少人虽然想要,但无奈已经高龄,只能作罢。

    这种拉锯也体现在了数据上,财经网发起的一项“你会选择生二孩吗”的民意调查显示,18万受调查者中,“会生两个”的人数稍多,占总投票数的33.8%。但“只想生一个”的也不少,占比20.3%。紧随其后的是“想多生个,但碍于经济条件,只好生一个”,占比20.1%;“一个也不想生”的占比12.9%;还有7.4%表示没考虑过该问题。

    二孩全面放开,谁压力山大,谁喜笑颜开?

    就在大家还在热烈地讨论着“生还是不生”的问题时,与此紧密相连的家政市场、母婴用品市场也激动起来。

    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说,对于家政公司而言,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这样,请月嫂的人就多了,相应地,对育儿嫂、家政等需求也会增多。”该工作人员说,他们今后也会多调配人手,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婴儿潮”。

    同样感到欣喜的,还有王萍(化名),她是某母婴智能产品电商的产品负责人。

    “昨天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特别开心” 。王萍说,这对于母婴行业而言,有很大促进作用。“以后孩子多了,家庭需要母婴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也会相应增加。”刚刚创业的她,看到了更大的市场。

    王培安在答记者问时中也提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短期可以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从长期看,到205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万左右,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但一些现实的压力也接踵而至,比如,前不久,不少媒体就报道了北京部分医院产床告急的情况。

    据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北京单独二孩的申请人数已经超过5.3万人。此外,因为一些民俗的影响,很多避开“羊年”的人,也都争相加入生育大潮,想在“猴年”生个猴宝宝。目前,北京不少医院产科孕妇建档已经超负荷。

    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是一家二甲医院,该院妇产中心的一位医生就明显地感受到了压力。“产科工作量确实有所增加,之前接诊量大概每天100多,现在增加了一倍”。

    北京妇产医院则更是人满为患。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时发现,产床的紧俏,还滋生了号贩子的市场。他们或是驻守在医院大门两侧,或是分散在去往医院的必经之路上,每当有路人从他们身边经过,就会低声问一句:“要号吗?”医院产科门诊的号,也几乎形成了“统一价”,普通门诊300元,如果需要挂副主任医师的号,则需再加100元。

    迎接新政策,除了产床,还缺什么?

    在答记者问时,王培安也披露了一组数据:到2015年9月底,全国有176万对单独夫妻提出再生育申请,再生育申请数量平稳增加。在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的情况下,2014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7万,二孩出生人数明显增加。

    受访专家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后,如何应对增长的人口,还需要多方面做好准备。

    “首先是医疗资源的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一般家庭生孩子,都想选择最好的医院,但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如何在区域内分配医疗资源,特别是产房产床,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此外,陆杰华认为,高龄产妇的问题也需要被重视。“现在‘生二孩’,比较着急的是70后,因此,对于高龄孕妇的医疗卫生服务要跟上,降低因为高龄产妇带来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

    未来的教育资源,也会因二孩的全面放开而感受到压力。陆杰华认为,教育资源如何分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提到,从决定公布到最终落地,法律、政策等还面临一个衔接的问题。

    他说,全面放开二孩后,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省市的计生条例等,所有的法律条文要做配套修改。同时,此前与计划生育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也要面临调整。

    比如,王培安在答记者问时明确,对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不少人还关心,下一步,社会抚养费将如何调整。

    同样会发生变化的还有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的工作。王培安认为,要把全面放开二孩这件好事办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内容更丰富了,要求也更高了。既要帮助群众生好孩子,又要管控可能出现的风险。需要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出生人口动态监测,引导群众合理安排生育,防止出生人口出现大幅波动。

    “事实上,随着政策的推行,整个公共政策都要跟着变化。”陆杰华说,“此前,经过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少生优生’的社会公共政策。如今,二孩放开后,就应该制定相对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这还需要多方面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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