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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爆冷出局的故事，在湖南悄然传开。
故事所讲的学校，是一所位于湖南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相当于高职领域的“211”，在湖南65所高职院校中仅5所有此殊荣。
就是这样一所“牛校”，在申请湖南省第一批卓越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时，却惨遭“滑铁卢”，当地教育厅给出的解释是，该校有一个专业的学生技能抽查测试合格率未达标，参照一票否决的规定，取消其申报资格。
消息一出，很快引发当地职业教育界的震动。讲起这件事，作为同在湖南的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掌门人”，朱厚望至今心有余悸，“一所国家级示范性高职，如今连参与游戏的资格都没有了，这说明省里是动了真格”。他把这项决定学校发展命运的技能抽查，称之为悬在校长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0月31日，这把“悬顶之剑”再次向湖南65所高职院校挥来。
在当前职业教育生源危机警报拉响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校不顾自身师资、设施实际条件，跟风开办热门专业，任意扩大招生数量。弊端很快显现，学生拿到手的文凭含金量不高，练就的本领不过硬，以至自身就业难，相应的企业面临招人难，教育质量危机随之产生，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
湖南挥起的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是要尝试斩断这种恶性循环，在学校教育的出口处，打造包括职业技能抽查、毕业设计抽查在内的“尺子”，来测试学生的培养质量，一经发现“次品”就关停“生产线”，以期倒逼整个教育生产线的质量提升。
学生培养质量评什么，怎么评
对普通民众来说，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有的是看学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有的是看学校的师资队伍、科研力量，但这些宏观指标和学生个体的能力水平，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似乎还比较模糊。
这样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业内人士。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姚和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校长们茶余饭后的谈论中，有关学校的好与差，基本离不开这么几点，一是看学校争到了哪些建设项目、科研项目；二是看这个学校在包括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内的大赛中拿到的名次；三是学生的就业情况，这其中既有数据方面的就业率统计，也有来自用人单位或社会的非量化评价，比如这所学校的学生上手快慢，人品如何，踏实能干与否等等。
这些看似更为专业的评价指标，在姚和芳看来，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些指标更多的还是一个学校的“自说自话”：甲说自己的培养质量有多高，引进了多少师资力量，做出了多少科研成果；乙说自己从省里、国家拿到了什么项目，申请到了什么样的名号，等等。但真正回到学生主体上来，问起培养的学生如何，甲、乙又拿出前面说过的这些指标来……说来说去，还是没有一个专门针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评价体系。
尽管在一些官方文件里，对职业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一定的说法，但这些所谓的培养目标，在不少一线校长眼中往往朝令夕改，最后改得学校不知道究竟要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朱厚望就向记者列举了过去10年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关键词的变化：高端技能人才、技术应用型人才、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些目标不仅易变，而且偏宏观，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由于评价体系的缺位，学校三四年办下来，育人效果如何，难以判断，这让不少学校“育人为本”的招牌显得颇为尴尬。
正如湖南省教育厅分管职业教育的副厅长邹文辉所说的：同样的生均经费，有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是合格的乃至优秀的人才，而有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却不合格，这不是浪费国家经费、浪费纳税人的钱吗？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邹文辉给出一个朴素的说法：“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家长凭什么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来，如果孩子读完高中，直接去工作，所获得的收入和事业发展前景，相较在高职读3年后的情况差不多，甚至更好，那我们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相应地，地方政府对每个学生要投那么多的经费给学校，是用于人才建设，但如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效益，这部分的经费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去，是不是更经济呢？”
一旦不合格，院系主任就地免职
早在2006年，湖南就曾尝试建立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制度，以作为职业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不过，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刘显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的制度设计，很容易致使学校把注意力放在少数人身上，把几个优秀者关起门来吃小灶，而忽视对大多数学生的技能培养，因此无法对整个职业教育质量进行监控评价。
3年后，2009年年底，湖南教育厅下发通知，开始施行一项名为“技能抽查”的制度。所谓抽查，就是对湖南全省范围内所有注册在籍的高职院校学生，随机抽选10%的学生参加技能抽查。
其中，抽查专业在校生不足100人的学校，抽查学生不少于10人，10人以下的专业全部学生参加抽查；抽查专业在校生超过300人的学校，抽查学生不超过30人。这意味着每一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被抽到的概率。
至于抽查考试的内容，即“评什么”，则参照当地教育厅审定通过的《湖南省高职院校××专业学生专业技能抽查标准》。刘显泽告诉记者，此次湖南开发的68个专业技能抽查标准，有300余家企业深度参与标准开发和技能抽查组织实施过程，大都为行业内一流企业和省内外知名企业。而此前，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一个问题在于，实践教学质量评价缺乏有效手段，社会和企业参与不够。
新的“指挥棒”出来后，包括朱厚望在内的校长们意识到，学生教得水平怎么样，已不是过去那种“争抢项目”的竞赛思路，而是真的到了拼“整体实力”的时候。
这项制度还明确提到，作为评价学校教学质量的主要指标，对连续两次抽查不合格的专业实行停办处理。
上面的口径严了，下面也不敢放松。
朱厚望在自己的学校里制定了“史上最严惩处制度”，其中提到，一旦某个专业出现技能抽查不合格的情况，所在专业的院系主任就地免职，专业带头人连降两级，待岗半年，院系普通教师的年终奖，则全部扣罚。
这项制度在征求意见时，该校一位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有些迟疑：免了职等于一棍子打死，会不会过于严厉？
朱厚望却坚持道，早该这么严厉，而且还要更加严厉。对学校来说，合格率只是一个数字，但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合不合格却关乎其前途命运。
如今，湖南通过这种评价体系，试着把学生和学校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过去5年来，湖南已因此责令23所中高职学校33个专业停止招生。重责之下，倒逼效果渐现，根据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统计，截至今年，已有45所职业院校重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教学内容的课程门数达5230门，该省毕业生对口就业率，高职院校提高到了80.6%，职业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工资提高1350.6元。
指挥棒指哪里，就教哪里
很快，“湖南现象”引发关注，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学会对技能抽查这把尺子作了第三方评价，其中提到，专业技能抽查已经成为该省学校专业教学质量的“紧箍咒”，有了“四两拨千斤”、“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形成了专业建设倒逼机制。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发生了一个细节性变化。此前，该校护理专业所用的教学设备，是一个价值几万元的人体棉花包，供学生模拟扎针等实践使用。如今，该院淘汰了棉花包，换成了价值200万元的全仿真护理人模型。
该院院长张健告诉记者，以前不舍得买，也没有必要买，学生跟着稀里糊涂地走一个过场，也并无怨言，如今，技能抽查测试现场，所用的就是200万元一台的机子，如果学生平时所学的仍是“扎棉花”，真到了测试那天就很可能过不了关。
张健说，这对学校来说是很实在的改变，指挥棒指哪里，就教哪里，“上面”评什么，“底下”学校就教什么；教学过程中，有什么不足的，需要改进的，不用上面敲边鼓，底下就自行解决了。
根据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学会的评估，2009年至2013年，湖南省整个高职生均教学投入年均增长12.64%，生均设备值年均增长9.13%。
此外，这份评估还提到，技能抽查也促使职业院校加大师资培训力度。2009年至2013年，湖南高职“双师型”教师数量年均增长5.84%，来自企业一线兼职的能工巧匠年均增长24.28%，来自企业的兼职专家年均增长22.29%。
从2014年开始，湖南打造了另一把“尺子”——毕业设计抽查，其对象是高职毕业生，每校按3%左右的比例随机抽查，抽查总人数不少于30名。这对高职院校来说，是另一把“悬顶之剑”。
相比此前不少职业院校采用的考察毕业论文的方式，毕业设计抽查制度的一大变化是，对选题范围增加了要求，即贴近生产实际、生活实际，最好是源于真实生产或工程实际的项目，可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湖南省教育厅设计这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考量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今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把提高质量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排除干扰，把提高质量落实到办学的每一个环节。
有了教育部提高人才质量的“尚方宝剑”，湖南的这把“悬顶之剑”还要继续挥下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说，湖南对职业院校的质量评价是一项探索和创新，今后还要不断完善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建立健全质量保障和监控机制，已经建立的职业院校专业技能抽查和毕业设计抽查制度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他还透露，从2016年开始，该省对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价要有一个新的动作，即每年向社会发布质量评价结果，以更开放的姿态让社会监督办学。
本报记者 邱晨辉 梁国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