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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孩子终于来了。
这对邓吉元来说是个好消息。
“多少能缓解一下这几年郁闷的心情。”坐在烧得通红的电火炉前，他垂下头低声说。虽然刚刚立冬，但是寒冷的空气已经在空旷的出租屋里弥漫开来。电炉是这里唯一让人感到温暖的物件。
邓吉元早就在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2012年，他本来已经做好迎接二胎的准备。可是由于当地政府认定妻子冯建梅不符合再生育条件，当年6月2日，邓吉元等来的是7个月大的胎儿被强制引产的消息。
血淋淋的胎儿被放在冯建梅身旁的一块塑料布上。干瘦的邓吉元看到自己这个死去的孩子的照片时，感觉“要是没什么牵挂，我就想杀人”。
后来，照片被放到网上，引起了公愤。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这一家的悲惨经历，在经过媒体报道后，成为计划生育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这么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有公民主动维权、第一次全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这种局面此前从未有过。”邓吉元当时的代理律师曾如此评价这一事件。
安康市政府最终认定，这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件，并对镇坪县相关公务人员进行了处理。
如今，激烈的对抗和全国的瞩目都已消退，两个月大的婴儿被包裹在厚厚的棉衣里，只露出胖乎乎的小脸。邓吉元还是觉得不够，把孩子又往怀里接了接。
邓吉元身边的人知趣地不再提起那段伤心的往事，关于那个未出生就已死亡的胎儿的一切，也成为这个家庭里的禁忌。但是妻子冯建梅，依然会抑制不住想起医院里噩梦一般的场景。
而曾经严厉无比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在这些年慢慢发生改变。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决定，实施普遍二孩政策。
很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就能毫无阻碍地迎来第二个孩子。大巴山深处的这个曾经因为第二个孩子而弄得伤痕累累的家庭也在一点点抚平伤痛。
一切看起来都在归于平静。
但是只有邓吉元知道，自己和家人，“从来都没有从那个事情中走出来。”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跑跑跳跳的孩子们，邓吉元还是忍不住想，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本来应该已经3岁了。
由于邓吉元所在的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是地处高寒地带的农村，按照陕西省的计生条例，农民家庭可以要两个孩子。
2012年，当邓吉元夫妇孕育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才被告知，由于老家在内蒙古的妻子不是农村户口，所以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要想为肚子里的孩子办理准生证，必须先把户口迁过来。
“那时候内蒙古老家已经没有人了，办各种证明特别麻烦。”邓吉元回忆。在等待各种手续办理的时候，邓吉元所能做的，就是多挣些钱。于是，他和几位同乡去外地打工。路上他就接到电话，镇里计生干部把妻子看管起来了。
邓吉元不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大事。计划生育这四个字，他并不陌生。可是在只有初中文化的邓吉元印象中，计划生育基本等同于交罚款。
邓吉元是邓家的三娃，出生于1982年。那一年的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
邓吉元的父亲邓孝刚记得，大约在1980至1981年，乡镇上的人就开始到村里宣传计划生育了，“农村生俩城镇一个。”可是经历过建国后火热建设年代的邓孝刚思想转不过这个弯儿，在他脑海里依然停留着那个时代“人少好吃馍，人多好干活”的号召。
“哪个朝代都要用人啊！你说是不是？”历经沧桑之后，邓孝刚站在自家屋前叹了口气说。
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他执意要把邓吉元生下来。那个时候对于他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来说，罚款是唯一的惩治措施。
“每次一来就是十几个人，多的时候30多个人，凌晨的时候过来，不交罚款就封门，不让你住了。”30多年过去了，老汉依然对当时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他当年为邓吉元付出的代价，是3000元的罚款。而那个时候，农村一户人家一年种地养猪的收入，也才不到1000元。
邓孝刚跑了一天一夜，才到邻村借了1500元钱凑齐罚款，一气之下，他干脆把老三起名邓千元，意思是交了几千元的罚款换来的，后来才改名邓吉元。
再到后来生老四、老五、老六的时候，连交罚款的钱也没了，就拿东西抵债。家里养的猪、鸡，缸里的米，房顶上晒的苞谷，都被计生人员拿走了。“罚的款起这一栋房子都不止”。
根据事后邓家出示的短信，交钱也是解决冯建梅不符合计生政策问题的途径之一。在邓吉元办理户口迁移的过程中，镇上要求他先交3万元押金，这中间由于冯建梅出逃一次，镇上将押金提高到4万元，“4万元一分不能少”。
钱凑不出来。6月2日上午10点，冯建梅被计生办的人带上了救护车，“黑色衣服蒙住头，她被人硬拉着手在‘自愿’引产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当天下午就被打了引产的“毒针”，冯建梅说，她“感受到婴儿死前长达4个小时在腹中挣扎”。
没有人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儿媳妇被抓走的时候，邓孝刚就赶紧跑到镇里面，准备跟他们“磨嘴皮子”。
这一套他很熟悉，在生育邓吉元兄弟姐妹时，缴罚款和“磨嘴皮子”最终总能解决问题。可是，这一次“土办法”失效了。二三十个人把老汉团团围住，直到孩子被引产下来，他才获准进去。
他称了称，五斤八两。
后来邓吉元认为，这是因为他所在的曾家镇政府因为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被挂黄牌。强制引产事件发生前，镇坪县政府专门到曾家镇开会，通知加强相关工作，他才倒霉“撞在枪口上”。
事发时，冯建梅就住在距离镇政府不远的出租房里，但是这家人要摸清计生政策里的各种门道，显然要走更多的路。
待到邓吉元从外地匆匆赶回家，他去找政府的人理论。政府的人跟他解释，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违反了政策就是不行。
这个和计划生育打了30年交道的邓家三儿子，在北京接触媒体和律师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计划生育工作中曾经明令禁止大月份引产，“政府这么做是犯罪”。
他本来准备起诉政府，后来因为不断有人到他父母那里去劝说游说，最后放弃了。但他和政府的隔阂，至今没有消失，“轻易不愿意往政府去”。
而自从引产的事情发生后，冯建梅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镇坪县，带着女儿转学到了相邻的平利县，租了一间毛坯房住下。在镇坪县一处水电站工作的邓吉元，每周只有周六周日，才能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和妻儿短暂地团聚。
事发后，再生一个孩子一直是他们的愿望。可是由于引产留下的后遗症，怀孕变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邓吉元夫妇为此跑过沈阳、西安等地的大医院，医生甚至一度给出只能尝试试管婴儿的诊断。
到现在，冯建梅仍然能够一口说出自己用验孕棒查出怀孕的准确日子，她记得那天晚上为此庆祝，他们俩特意吃了一顿香辣虾。
小女儿的降生让这个家里变得温馨了不少。在周六周日难得的相聚时光里，邓吉元尽可能多地争夺抱女儿的时间。就连大女儿要亲一下这个小妹妹，他也紧张地护着，生怕她再次受到伤害。
“有时候是会更偏向小的一点。”邓吉元低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刚刚吃饱的小女儿，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为了确保孩子万无一失，冯建梅没有去家附近的县医院建档，而是跑到了安康市人民医院，为此每次产检她都要坐至少一个半小时的班车。
这个每月只有5000多元收入的家庭，“感觉什么都想给孩子用最好的”。就连名字，也是精挑细选的。他给女儿取名叫做“思忆”，“就是有一种思念的意思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惨烈的事件，计划生育的政策或许不会变得那么快。”当在手机新闻上看到全面放开二孩的新闻后，邓吉元说。
实际上，在“单独家庭放开二胎”的政策出台时，有评论说“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
认证信息为“陕西镇坪大月份引产事件当事人，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农民邓吉元”的微博转发了这条消息，并且加了两个字的评论：“晚了”。
本报记者 陈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