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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是连成一片的老宅子，距今已有差不多600年历史。地上铺着十几厘米厚的青石板，墙上粘着光滑平整的香糕砖，花格门窗上的木雕栩栩如生，就连加固房梁的木牛腿，也雕琢了精致的图案。
最气派的莫过于4个“台门”，旧时士子金榜题名才有资格修建，是家族的荣耀。有文物专家认为，这片宅子是戚继光抗倭那阵留下的，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工艺美术价值”。
可就在前段时间，严实的砖墙被推倒，青石板被撬光抬走，露出地底的淤泥。原本高大的台门，只剩下一片废墟。
按照宅子所在地政府——浙江省绍兴市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规划，这场把何氏祖宅夷为平地的大拆除，是为了“有效保护”：政府计划拆除现有“杂乱的建筑”，在原址上重建一个“绍兴古代抗倭第一城”。
“老房子躲过了潮灾，也躲过了抗战和‘文革’。几百年历史了，怎么说拆就拆了呢？”绍兴市斗门镇三江村78岁的何景成摇摇头。
他是这片宅子的主人。在未拆之前，宅子的外墙上，曾有文物专家要求当地政府写下的“保留”二字。而今，这些朱红色大字也随着拆迁消失了。
拆 迁
拆迁，是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三江村眼下唯一的关键词。
10多天前的一个清晨，拆迁队开着推土机轧过来，“轰”地一下，何家祖宅的一面墙就倒了。
被惊醒的何景成冲到门外，推土机正轰轰作响，有些耳背的他声嘶力竭地喊，却没人理他。他跑到人多的地方，叫上10多个村民，才制止了推土机继续前进的势头。
早在去年，三江村就被列入拆迁规划。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划，三江村将以“绍兴古代抗倭第一城”来设计，恢复原先“一河二路”的格局，并在现存的古城墙基础上进行部分恢复，打造一个生态宜游的“三江所城”。
其中的第一步就是“拆除原本杂乱的建筑”。
半年前，钱塘江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文物专家曾到三江村，走访了三江闸、东城门等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城隍庙和花台门两处三普登录文物。
何家祖宅引起了文物专家的注意。明朝嘉靖年间，绍兴知府汤绍恩在下游修建了著名的三江闸，同时还在此修建了三江所城，以抗击倭寇的进犯。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家祖宅极有可能是嘉靖年间修建的老房子，“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他们特地跟当地政府强调，包括何家祖宅在内的几十处历史建筑应该保留。很快，镇里派人在这些老屋外墙写下了“保留”二字。
不过，文物专家的建议，以及政府写在墙上的“保留”二字，并不起多大作用。提出保留何家祖宅等建筑的文物专家是钱塘江管理局请来的，而后者对三江村的文物，并没有管辖权。
文物专家走后，三江村的拆迁工作开始了。一些文物专家认为有价值的建筑，也被拆除。有一次，杭州市历史学会理事何益良在村里撞上了开着推土机的拆迁队，对方直奔一处老台门而去。愤怒的他当即报警。可警察赶来后，只留下一句“我们不管这个事情”，便回去了。何益良是提议保护的专家之一。
见此情景，退休教师何景成有点慌了，这个年轻时曾因保护国家财产而屡获嘉奖的老人担心自家祖宅保不住，便和一些人到当地政府反映情况。镇政府的回复则白纸黑字地写着“对三江村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建造的时间较长、历史较悠久房屋不进行拆迁，暂时予以保留”。
可是镇政府雇佣的拆迁队并没给老人太多缅怀的时间。为了让何景成早点签拆迁合同，进村已经半年的拆迁队断了他6天的水和3天的电，路口还堆起瓦砾等垃不让他进出。
何家祖宅最终没能保住。房子推倒了，那些铺在地上的青石板也没了。
一同消失的，还有其他4处古建筑。三江村23个老台门中，已经有王家、傅家、李家等5处老台门被拆毁。这些老台门的外墙，也都有镇政府写下的“保留”二字。
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周志刚强调，村里相对古老的建筑“一定会保留”，政府部门在改造三江村时“一定会兼顾保护和规划”。至于几处老台门被强拆，那是“信息有误差”，“拆迁队拿到的信息和我们提供的可能有一点点出入”。
谁说了算
身为杭州历史学会理事，何益良原本对保下三江村充满信心。
5月下旬，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曾举办过“三江文化休闲区规划暨三江村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研讨会”。受邀列席的何益良听到，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以“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原则，对三江村进行合理规划和保护。
在这位全国文物普查员眼中，三江所城是“不可多得的明代军事历史遗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明朝时，朝廷在全国沿海地区设立御海建制。“三江村就是当时的三江所城，是当时为抗击倭寇而建的其中一个千户所城，也是目前绍兴仅存的一处所城”。
此外，城内的台门等古建筑也有600余年历史，具有很高的工艺美术价值及历史价值，“值得好好保护和研究”。
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工作处副处长颜越虎也认为，三江所城在过去具有海运、捕鱼、晒盐、官漕等多个功能，除了历史价值，可能还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应该尽可能完整地保护”。
会议结束后，何益良等文物专家多次前往三江村。据《三江所志》记载，这个台门众多的村子在历史上曾出过214位进士和举人。文物专家本打算好好把23处老台门研究研究，希望以此瞥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官居的更多细节。
可拆迁的步子迈得太快，一点儿也没有要等文物专家“弄明白老建筑的历史价值”再动工的意思。
斗门镇负责拆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李铭，对已被拆迁的房屋是否有历史价值“并不知情”。他说，自己刚来斗门一年半，只是按照上级政府要求“帮助村民有序安全搬离”，其他关于拆迁的事情“都不清楚”。
三江村村支书杜建明更不觉得拆迁是个事儿。这个中年男人语气急促道，拆迁队把不在保护单位里的青石板和砖雕撬走，不算什么大事：“反正发展成文化休闲区以后，这些东西也一样会被挖掉。”
“村民动辄就拉来一些什么专家，反正我们这儿就绍兴市文物局最大。”杜建明说。
绍兴市文物局的意见很明确。该局文化保护与考古处处长许利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村里大多数建筑是普通民居，有历史的建筑都分散在城中，“规划起来难度很大，想要整体留存难度也很大啊”。
许利根表示，文物局只负责保护省级文保单位三江闸、市级文保单位东城门，其他涉及规划和拆迁的事情“不负责管理”。
文物局的态度让何益良觉得“心凉”。几个月前，他也找到文物主管部门，希望“对口”的文物部门能协调暂停拆迁工作。但对方回复说，“三江所城只有东城门和城隍庙属于三普登录文物，其他的并不具有太高的历史价值。”
他听懂了文物局的意思：拆迁中保留文保单位就行，其他老建筑都可以不管死活。
“没有三江所城，会有三江闸吗？会有东城门吗？会有城隍庙吗？你告诉我，没有爹会有儿子吗？”何益良当场反驳道，“本该共生的关系怎么能硬生生撕裂？那些有历史的建筑就因为没被认定就该被拆吗？”
记 忆
何景成静静地在门口坐了一天。他坐得笔直，眼睛始终盯着路口，那是推土机唯一可能出现的地方。
过去的几个月，他看着生养自己的村庄一点点被抹去。老人最近常常翻看一本钢笔画集《斗门》。画里，三江所城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乌篷船从河道划过，在热闹的十字街口停下，人们聚在一起，拿出红薯物物交换。
河道边种着菱芡，农妇隔着河洗衣、聊天，台阶上是错落有致的房子，精致的台门和石窗依稀可见。
这是何景成记忆里三江村的样子。
而它即将被一个崭新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三江文化休闲园”所取代。
让老人有些心凉的是，自己如今有些“势单力薄”。“村里人心不齐啊，有好多人是想拆的。”
他能理解村民的选择。三江村有1700多户、5000余人。对很多签订拆迁协议的人来说，“房子”是天大的原因。“小孩子大了没房子住啊，袍江这边的地皮批不下来，没地皮，小孩子以后怎么盖房子？”杜建明说。
三江村的房子几乎是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村里的商铺老板娘记得，20年前，绍兴的许多重工业企业在三江村附近拔地而起，也是那时，一大批外地工人来到三江村。他们或租或盖，让三江村变得更加“拥挤”。一大群历史建筑中，就这么多出了不少新房子。
污染也随之而来。过去10年间，三江村一到夜里“空气里就是一股硫酸味”，百米外工厂烟囱排放的赤黄色浓烟，“人看了就害怕”。
之前在为拆迁争论时，就有学者认为：“之前建设经济开发区引来大量污染企业，已经对村子造成一次污染了，现在还要把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拆掉，这是二次污染！”
“拆迁是民意。”村支书杜建明抬高嗓门说：“有的人不是不签协议，他们只是合同的钱还没谈拢而已。”他很肯定地说，当初开动迁大会时，“村里95%的人都支持拆迁”。
何益良也发现，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许多老房子的户主都向往着外面的生活，对这个年久老迈的村子并没有什么留恋。
然而，熟知历史的他一说起这事儿就激动。600多年前，戚继光曾经带领士兵在这里抵抗日本倭寇，打赢后，很多人留了下来，同时守护着三江城外的三江闸。“这里不少人都是抗倭斗士的后裔啊，就这样拆了，以后还有谁会记得自己的祖先？根在哪儿恐怕都会忘记！”
“文脉都被破坏了。”他长叹了口气。
现在看起来，这些抗倭战士的后代，没几个还存着与78岁的退休教师何景成一样守护家园的心意。
就在前些天，村里的“大仓台门”也要拆了。何景成同样无可奈何。
老人心疼旧宅，把老台门的一些石板和砖块捡回去，搁在里院的桂花树旁。从那个角度望过去，正好对着昔日的何家台门。
本报记者 袁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