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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湖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5个省市高职高专院校的代表近日在四川省广安市参加了一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校大都位于并不发达的中小城市。和那些地处发达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比起来，它们并没有太多耀眼的知名度。
10年前，5个省市的相关高职高专院校自发组建了一个交流平台，并命名为“湘鄂渝川黔边区高职高专校际协作会”。10年间，这个贴着“边区”标签的协作会平台坚持每年召开会议，探讨各自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10月29日，在四川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协作会三届一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再次探讨了一个令人略感沉重的话题：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和突破口。
取决于校领导关系、资源的校企合作缺乏可持续性
话题从校企融合切入，贵州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秦廷书首先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在贫困地区，我们作为职业院校的一方很有热情，但是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热情度不够。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典型特征，也是基本特征。”秦廷书说，企业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也去企业，但很多时候是出于临时性的用工而来，并非深度的校企融合模式。
他分析原因说，贫困地区的企业跟发达地区的企业比起来，对技能的要求不是很高，很多企业的工种是体力型，所以贫困地区搞校企融合很艰难。
秦廷书从事职业教育工作4年时间，此前，他曾担任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从政府部门转入职业教育领域的他认为，要做好校企融合，还要靠政府推动。
但他也没有拿出更具体的建议，只是抛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探讨。
对于秦廷书所提到的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现象，湖南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所长傅新民深有同感。他说，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经历校企合作，欠发达地区也一样。每所学校都把这个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但并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这样认为，这个问题在欠发达地区表现更明显。
与之相对应的“双师型”教师问题，傅新民说，按照“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求，专业课教师最好从行业、企业引进，刚从学校毕业的新教师，也最好积累3～5年的工作经验。“但是，偏远地区的学校，专业课教师仍然是‘从学校到学校’的居多”。
“有研究表明，校企合作搞得好不好，与企业的规模有关，规模越大的企业，校企合作意识越强、合作力量也越强。”傅新民说，总体来讲，国有企业做得要好一些，而在欠发达地区，小微型企业比较多，主动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就少一些。
但这种现象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欠发达地区学校校企合作搞得也不错，傅新民认为，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搞得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领导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资源。”傅新民说，“但这种企业合作没有形成机制，不持续、不稳定。”
2017年高职生均拨款水平达到1.2万元，困难很大
另一个令与会代表感到忧虑的话题是生均拨款。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聪田谈到职业教育资金保障问题时透露，中央有关部委说2017年高职生均拨款要达到本科水平，“可是我们老少边穷地区的财政状况很薄弱，不像有些发达地区高职生均拨款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王聪田感叹。
财政部2014年10月下发了《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财教〔2014〕352号），该意见提到：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000元。
“在很多职业院校领导和老师眼里，要达到这个标准，困难很大。”傅新民以自己所在的常德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说：“常德市的财政状况在全省还算可以，目前该校的生均经费大约在5000元，但要达到1.2万元的水平，缺口太大了，短时间内当地政府要做到可能性不太大。”傅新民悲观地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变化，要一下子在两年之内调整这么大，不太现实。
那么，该怎么办呢？多位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要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力度。
傅新民认为，要“上面加大力度”。他说，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现在的关键是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前途关联性不大，而官员肯定要选择那些跟他关联性最大的事情来优先实施。
在这次会议之前，与会代表参观了东道主广安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学校优良的教学环境和硬件设施受到广泛好评，许多参会代表表达了羡慕之情。湘鄂渝川黔边区高职高专校际协作会会长、湖北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顿祖义就此在发言中说，从广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来看，政府的支持是第一环境。政府支持不力，其他环境再好，学校发展可能会处处受阻。政府的支持有力，其他环境差一点，问题也就不算问题。“我们这些边远地方的学校，就是差钱、差政策。” 顿祖义说。
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要解决形神兼备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由高职高专院校组成的校际协作会平台中，两家成员单位四川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已经分别升为本科院校四川民族学院、阿坝师范学院。两校分别派出代表参会并发言，他们均表示，希望能继续留在协作会平台上，与兄弟院校共谋发展之路。
“如果把升本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出路，我不赞成。”傅新民说，“如果都把升本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出路，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结构出了问题。”
令傅新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次协作会上，还有另一些榜样。江苏扬州技师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两所东部地区的职业院校应邀参加。他们的发言也引来了其他代表的羡慕之情。
在讲到和德国高校开展合作的时候，扬州技师学院副院长林峻以师资培训为例说，“迄今为止我们送了140多人去德国培训，每一位老师至少要通过德国方面3～5次的培训，并要求拿到德国工商会（IHK）技工认证标准，同时，拿到IHK证书，在大陆的欧盟企业，只要有这样的证书都认。”
“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了。”林峻说。
“扬州技师学院的经验，让我们很羡慕。”总结发言时，顿祖义的这段话引发了全场代表的共鸣。
“高职教育怎么办？院长校长最应该清楚。”然而，在顿祖义看来，这个问题在高职院校校长中越来越不清晰，
他一口气罗列了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好几个挑战：生源竞争激烈；随着高职教育“立交桥”“直通车”的打通，生源结构越来越复杂，今后承担的教育培训的对象越来越复杂；高职院校的转型，从长远看是机遇，但现在是挑战。
傅新民认为，东部地区职业院校，有形也有神，欠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是形似但是神不似。现在要解决形神兼备的问题，在专业、教材、队伍等领域的建设都做好不现实，但是要像东部院校那样，做好一两个方面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