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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玫出名了，以一种她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
无关科研成果，无关教学成绩，也无关与政府或企业合作的学术项目——张晓玫说，这才是衡量一个学者成就的主要标准。让这个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出名的却是：吃午餐。
6年前，她开始一对一和学生“约饭”。“我请的其实是精神食粮。”张晓玫说。如今，她差不多请了数百顿饭。
现在，“晓玫午餐”已经成了一项制度。新学年，张晓玫会安排助教把她带的一年级研究生排好序，一个个约，必须一对一。张晓玫自掏腰包请客，地点一般在教师食堂，经费控制在100元左右。
虽然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但在赴这桌“精神食粮”前，学生多少有些忐忑。
在4月的那次午餐中，研一的王昊刚打完菜坐回饭桌前，张晓玫马上进入正题：“你对研究生生活的规划是什么？”这个问题让王昊措手不及。
“啊——我还没想好。”
“那你觉得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张晓玫继续追问。“核心竞争力”是“精神午餐”的“招牌菜”之一，她经常让学生想这个问题。
“研究生的规划，无外乎几种选择……你不要浪费科研方面的潜力，不要变成单纯的金融民工。”即使隔着一副黑框眼镜，王昊也能感到张晓玫盯着自己有力的目光。她说话也是同一种风格：意思分明，声音洪亮，语速很快。
和张晓玫吃饭的好处是，一定不会冷场。“全程基本她在讲。”王昊回忆。
“但有一就有二”，“强制性”的约饭开了个头，以后再找老师深聊学术和个人选择问题，就不会那么拘束了。
其实张晓玫刚开始尝试这种交流方式时，学生对“精神午餐”并不感冒。有些学生因为长期缺乏和师长深入交流的经验而紧张——在张晓玫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曾有女生吓到哭；更多的学生是太忙了，比带着30个研究生、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张晓玫还忙，考证、实习、恋爱，哪一样都不省心，没空赴宴。
而这些大忙人，在张晓玫看来都忙得不得其所。2008年从日本求学回母校任教后，她见到不少学生每天事情没少做，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她发现，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愿互动，或提不出有效的问题；写论文的时候自己找不到题，会追着她问到底该写什么。大多数学生一切围着工作转，工作的目标又十分单一，都想进四大行、最好的投行，人云亦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
在她眼里，缺乏独立思考导致的浮躁、迷茫和不清醒是学生的普遍状态。
张晓玫迫不及待地想和学生聊天，至少要先见到他们，这并不是很容易，因为研究生不怎么在校园出没，“三年一晃就过去了”。
那就吃饭吧，“反正你们都是要吃饭的吧，我们谁也不耽误谁。”张晓玫想出了约饭这招。到2009年，张晓玫把午餐搞成了一项制度，提前排表，告知学生吃饭日期，保证和每个学生至少能吃上一次。
其实吃饭只是一种手段，张晓玫真正想做的，是尽自己的可能，培养学生的思考、思辨能力。
她给大三年级教授一门必修课“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不算旁听生，这门专业课一学期选课人数有400多名。
“必须提前去抢位子。”金融学院的学生说。但张晓玫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是和蔼可亲，不是仁慈。在本科课堂上，不必以“物质食粮”作“诱饵”，地道的成都人张晓玫，给同学们端上了原汁原味的川味“精神食粮”，够辣、够呛——她的课以“虐”出名。
课程的重要环节是“自由讨论”，采取文献精读加“打擂台”的模式。“自由”和“讨论”，都是很好的词，真正做起来却让同学苦不堪言。
张晓玫会在一星期前布置相关领域的经典文献两篇，总篇幅在30页左右，然后由小组共同依文献形成自己的报告。讨论当天，报告小组上台发言，台下的其他同学可以反驳，而且反驳有加分，发表小组守卫不住观点就可能失分。在成绩得失的刺激下，张晓玫的课上从来是唇枪舌剑。
“身心俱疲！”在课后给张晓玫的小纸条中，有学生这样表达上完课的感受。
“就要这个效果，大学不可能来混的。”张晓玫很满意自己把学生“虐”到了。
而被“虐”过后，有些学生在期末论文后面附上给张晓玫的信，他们告诉她，自己真的学到了东西，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在她的课堂上，学生经常会听到一些“大道理”，比如每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第一节课，张晓玫会送给学生一句话：“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段梁启超在115年前写下的文字，看起来和“商业银行”毫无关系，但张晓玫觉得很有关系——学金融的人必须有社会担当和自我警惕：“我的学生以后不能学到监狱里去！”
她的一些告诫，也许对官员和行业人更合适，而不是20几岁的学生，但她还是说了：“要服务实体经济，不要做泡沫，不要自己跟自己玩，特别是经济下行的时期……为什么小微企业借贷这么难？”
相应的，谈到未来的选择，她会劝学生：“不要都想着去四大行、去投行，自己一定要清醒。未来是双赢社会，只有在给社会添砖加瓦时，才能成就自己。”
这让已经习惯埋首各类知识点和考试的学生感到耳目一新。“犀利”“干练”“有思想”“有责任感”，是学生对她的印象。
上过她课的学生大多对她又恨又爱，一方面累，一方面觉得有收获。上周五，去食堂的路上，有个男生专门跑过马路，从刚买的一袋橘子里挑了个给她。在那几分钟前，另外两个女生在电梯口碰见张晓玫，笑着向她问好。
但当规则和公平被蔑视的时候，她会露出真正的强硬，一点也不讲情面。
如果她发现谁作弊，或长期旷课，一定给不及格。有家长纠缠过，上海的长途电话打到成都，翻来覆去说：“我们都读过大学的啦，大学怎样我们不知道吗？哪有不及格的啦。”还说中秋节要来成都“看她”。
张晓玫觉得这件事“特别搞笑”：“当然不可能改成绩，对别的学生太不公平了！”
她记得前两年面试一个研究生，专业问题没说几句，那个学生开始哭诉悲惨身世：父亲遭遇矿难早逝，母亲弱视，他考研已经考了两年，如果再不成功，没脸见母亲。
但张晓玫一点都不同情这个示弱者，“搞得像选秀节目一样。”她感到整个面试流程被冒犯了，“不成功就可以讲故事吗？这对别的学生公平吗？”
她也不认可“成功”这个目标本身。曾有个学生要加她QQ好友，签名让她心里一惊：“成功对我来讲如同空气一样重要，但我现在头被摁在水里，不能呼吸。”
在张晓玫看来，精英主义的教育方式，告诫每个人都要成功，这正是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择手段也要成功，而一旦失败，又不知如何自处。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科学家、工程师？
30多年前，当还在上幼儿园的张晓玫碰到“你将来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时，她也会回答“想当科学家”。
但现在，她更喜欢另一种可能性：有个女孩说想开花店，喜欢她的男孩说那我就做花店的送货员。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起来很平凡，却发自真心的愿望。
“做一个平凡但不平庸的人。”这是除了“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外，张晓玫给学生的另一道“招牌菜”。平凡是接受自己可以“不成功”，不平庸，是不放弃思考。
在一次次“晓玫午餐”中，张晓玫也发现，学生的确比较羡慕“有捷径可走的人”。这种捷径可能是爹、是颜、是超越规则的潜规则，而捷径的另一端就是人云亦云的“成功”。“马云”、“王思聪”，在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中，著名的投胎能手、成功人士是学生的羡慕对象。
刚回国时，她一度发现有学生比她还“苍老”，一位主动找她吃饭的本科生，抢着埋单，还对坚决不同意的张晓玫说：“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是学生请老师啊。”
她看不惯有些车辆在学校门口看见红灯不停，就当面去和司机对峙。学生劝她还是不要“太直”为好。
但她渐渐也能理解学生了：“社会是浮躁的，教育是受害者。”曾有学生告诉她，去某大行面试，直接要求脱了鞋量身高，长相和身高是选人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能力。
十几年前，当张晓玫自己还是一个财大金融系的本科生时， 她的学习状态，更像进阶版的高中。 她顺利进入了日本经济学排名第一的一桥大学。在日本这所大学，她学会了质疑、辩论。
当年读本科的时候，她认为老师、书本说的都是对的。她现在会在课上对学生说：“老师的观点，你们都可以怀疑。”
从一个心思简单的乖学生，到被问题“困扰”的“胡思乱想”的学生，张晓玫觉得后者是可取的。转变的过程中，迷茫和焦虑不可避免，但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和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张晓玫想告诉学生这一点。
她的种种努力——午餐、讨论课、鼓励怀疑以及早早地给学生说一些似乎超越其年龄和地位的“大道理”，这到底有多少作用，张晓玫自己也拿不准。多年来，她坚持一个教育理念：“我不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能尽可能改变我教的学生。”
10年前，她20多岁，也是个前途未卜、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博士学位的学生（张晓玫后来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一桥大学建校123年来颁发的第52个）。她跟着导师满欧洲做项目，有一次在意大利，访谈对象临时有事。突然空下来，她就买了张票，从西西里登船，驶往地中海的一座小岛。这是一片游客稀少的古迹，历经千年的断壁残垣默然矗立。
目睹这种景象，一种人看到繁华虚无，另一种人看到人类的努力终究还是能留下些什么。张晓玫说自己是后一种。
“想做的事情，能做一点是一点。”那天，在那座不知名字的岛上，张晓玫突然有了这种感慨。
本报记者 程曼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