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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织也，织丝而成帛衣，织思以开心智。 典，大册，诵之而养大气，读之以近大师。 经典的阅读，向来为传统的人文教育所注重。中国的旧式教育自不必说，近代的西方教育也不例外。如英国近代中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类即为“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顾名思义，便是以古典语言的教授为基础，引导学生进入经典之中。
不过，自20世纪以来，传统的经典教育逐渐失色，各级学校愈发重视自然科学乃至于实用技能的教学，这自然引起了守旧人士的不满。据说，19世纪末任哈佛学院院长的著名教育家布里格斯（LeBaron Russell Briggs）曾经忿忿不平地说：“新设立的科学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并不能保证拿到学位的人懂得什么科学，但可以肯定，他不懂任何拉丁文。”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经典阅读的式微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似乎与传统渐行渐远——不论是传统的教育方式本身，抑或是传统教育方式中对经典的珍视。
令人意外的是，近十余年来，传统文化在中国似乎正以惊人的速度回归。所谓的“国学”已俨然成为社会的热潮、身份的象征，而其中经典阅读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乃至于在不少小学中，《弟子规》成为了必读必背之物。这股“国学热”已有诸多学者予以讨论，本文无意置喙，笔者所思考的，是在这“复兴传统”几成“政治正确”之话语的时代，阅读经典究竟当如何进行，又有何意义？
坦率地说，我们若轻佻地倡导传统，不仅是对时代的背离，也是对传统的无知。无论中西，古今教育在目标上都有着根本的差异。古典教育强调的是对人之灵魂的塑造，经典阅读在其中的意义，是指引人们对终极之“道”的探究和对个人修养的追求，成为合格的“劳心者”。中国传统旨在培养君子，不以一技谋生，而求“内圣外王”，此之谓“君子不器”；类似的，西方传统以“自由技艺”（liberal arts）为核心，通过对音乐、算术、几何、天文以及语法、逻辑、修辞等“形而上者”的研习，成就人的自由心智。一言以蔽之，传统意味着对不拘于物的小众精英的培养。
现代教育则恰恰相反，愈发倾向于面对大众，培养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下的合格劳动力，故而着重于器与技——或者说谋生手段——的掌握。近年来日本、德国、英国等地的大学改革，无一不在转而追求实用技能和就业率。对于中国来说也同样如此，一句惯常的口号“知识改变命运”便已道尽现代教育的实质。
在传统教育中，经典阅读是必须的，因为它规定了一种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价值、最终极的回答，在一个缓慢变化、相对封闭的社会中，我们尽可依靠掌握此奥义而无需为稻粱谋的少数精英，来为社稷立心立命，守护纲常，凝聚共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变化之大、现实发展之快，使我们无法从经典中找到具体的答案；社会之开放、文明之多元，使我们无法固守一种由少数精英操持的价值观。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一段话放在当下也惊人地合适：
“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pneum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20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已无需阅读经典，相反，在如今不可逆转似也无可厚非的教育导向之下，个人尤需找到自己的“生命之弦”。但现在“国学热”中的某些潮流，却似乎正是在“强不能以为能”，以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方式，产生了“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即文化本位主义或者说中国特殊论——将中国经典（更确切地说是汉族经典）奉为圭臬，将他者的传统视若无物或视为敌手。
全球化时代的经典阅读，需要我们在回溯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兼涉其他文明的经典，由此，才能真正洞察和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近十余年来，不少哲学家都在讨论，世界有没有共通的价值观，若有的话，它又该多“厚”。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既不能走向一个极端，以一种价值观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又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无可无不可，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通过阅读多种经典、游走于不同的传统之中，我们或可在各种文明交汇碰撞的当下，求得其中的平衡，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从伦理角度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于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由此形成了固有的“视域”，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着中华传统、西方传统、伊斯兰传统等等诸多文明的并存，我们都无法也不应禁锢在封闭的视域之内，单方面地确认自身的主体性而将他者客体化、工具化；我们需要的，是以积极地阅读他者的经典来获得对异质文明的“同情之理解”——因为经典正是各自文化传统的奠基者。借用伽达默尔的术语，这便是“视域之融合”（fusion of horizons）。
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认识自己和认识他者并非是矛盾的，惟有承认他者，才能超越狭隘的自我；也惟有理解他者，才能深刻地观照自身。在多元的世界中阅读多元的经典，不啻在自己的灵魂之中进行文明的沟通、对话。它的最终目标是“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或许我们无力带来世界的融合，但至少能实现自我的超越，成为具有宽阔心怀的世界公民。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
陈玉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