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制造业让东莞成了“世界工厂”,但近一年来,“衰落”与“危机”成了外界新加给这个城市的标签。面对现实困境,东莞官方开始大力度推进“机器换人”运动。东莞市政府设立了“机器换人”专项资金,从2014年起每年出资2亿元,连续3年共6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最高补贴比例可达设备总额的15%。(《新京报》11月25日)
别说产业升级,就是作为个案的企业调整,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变局总是难免。东莞稍稍转身,或者长三角珠三角率先转型,要做到无风险、无成本,现实难度很大。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东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其他城市数倍于东莞的土地资源优势,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贸区的“磁吸效应”,制造订单的“去中国化”趋势等,都将是东莞“成长中的烦恼”。面对“用工荒”等困局,东莞主动选择了“机器换人”。可以预估的是,这也将是更多劳动密集型城市接下来转身的必选路径。
在传统制造业转型、世界经济面临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机器换人”的选择很容易被贴标签为“倒闭潮”,进而导致人心惶惶。厂房撂荒长草的的确不是没有,但这一轮“机器换人”,更多的还是积极意义上的大势所趋。自阿兰·图灵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迄今,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今天的工业4.0绕不开工业机器人的支撑;同理,《中国制造2025》也离不开“人工智能”的核心。据新战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的统计,2014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增长26.4%,中国增势最为迅猛,达55%,年销售5.65万台左右。“机器换人”之后,企业人工成本与管理成本可能会大幅下降,而终端用人市场的倒逼,必然会促使产业工人适应数控要求、提升劳动技能,进而获得更体面的劳动价值兑现。
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可依然有疑问:机器换了人,人往哪儿去?
悲观主义者认为,换人之后,“打工者就像流通不出去的货币”。由于企业倒闭或换机器而“剩余”的劳动力,确实会遭遇一时迷茫期,职业没了,保障没了,生存也成了问题。但是,不管怎样的人工智能,都需要人来控制,在精度等问题上还需要人来校准。更重要的,在于下述两个层面:一是分工精细化,能部分解决制造专业化带来的岗位问题。就像一部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少,但它从贴膜到移动电源等环节,周边产品与服务却越来越丰富。制造业原有环节需要的人,肯定会日趋减少,制造业的链条却在精细化的趋势中延伸并拉长。二是伴随着实体经济转型,劳动技能培养的转型,也可以相得益彰。比如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鼓励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人与市场更近一点,就不怕岗位太空悬。
“机器换人”开始了,劳动者倒无须太过悲观。因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终结,劳动力越来越昂贵、越来越稀缺。公共服务部门须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帮他们找到“心若在梦就在”的归处。把就业上的结构性问题解决好了,“机器换人”的就业阵痛并不会如金融危机年代那么复杂、沉重。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