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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即将放开，很多家庭都会依靠老人来照顾、养育孩子，但隔代教育也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在研究家庭社会学的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郑丹丹看来，隔代教育未见得不好，它实际上是在社会资源、社会服务、社会政策暂时还供给不足时，家庭的一种应对策略。
隔代教育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传承的看重
中国青年报：您身边隔代教育的情况是否常见？
郑丹丹：隔代教育分很多情况。比如说打工者进城打工，孩子完全交给祖辈，还有父母在外地有正式工作，没时间带孩子，把孩子送回老家。这两种情况都是比较彻底的隔代教育。就是父母基本不去管，所有的养育和教育都由祖辈来完成。这显然是流动人口造成的社会问题。
现在把这个概念扩展一下。比如有些时候，三代人是一起生活的，父母虽然也会参与对孩子的教育，但往往因为处在职业发展的关键期，孩子的养育教育大多留给祖辈去做。这种 “隔代教育”要更为常见。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隔代教育的根源是什么？
郑丹丹：如果比较彻底的隔代教育，肯定是由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造成的。农民工外出、教育移民等情况导致家庭中存在流动性，代际之间的居住有很大区位差异，祖辈就会协助孩子，承担他们的育儿责任。
对于三代人一起生活的隔代教育，我感觉到中国人对家庭、传承很看重。后代是香火的延续、家庭的传承，老年人对后代特别关注和重视，会协助子女来抚育孙辈，这被认为是他们的重要责任和义务。这不是选择性的，而是义务性的。
换句话说，就是在传统文化中，代际之间的独立性和分隔性不是很强，往往有融为一体的感觉，没有很清晰的界限。不会像外国人一样，父母把孩子养大，义务就完成了。父母对孩子始终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感，不管这个孩子多大。这可能是和西方文化有区别的地方。
中国青年报：国外有类似隔代教育的现象吗？
郑丹丹：我感觉欧美国家肯定也存在，比如父母由于种种原因没办法抚育孩子，就由祖辈来行使监护权，但肯定没这么普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制度设定。
比如我们把孩子扔在家乡，单独留给祖辈，除了自己内心的焦虑，没有任何外部制约。甚至有些人认为可以把孩子随便扔给谁，只要忍心。但在美国这就是违法的，法律有规定，在多少岁之前，孩子是不能被独自放在一边的。哪怕你出去打个酱油，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如果超过一定时间，就是违法。这不是说说而已，你有可能真的失去孩子的监护权。你如果要把孩子扔在家乡，由自己的父母照顾，必须有很多程序要走，进行正式的监护权转移，会需要很多条件，比如监护人要有足够能力。
政府可以像居家养老一样搞一个居家育儿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隔代教育有什么优势和弊病？
郑丹丹：很多人说，隔代教育不如父母直接教育好。但我个人觉得并不一定。比如有人说，老人不如年轻人有知识有能力。但现在当爷爷奶奶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要比上一代人高得多。这些新一代的爷爷奶奶，并不必然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固执、古板、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我觉得，关键问题是孩子能不能顺利地和养护者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是保姆或养育院，由于不是一对一的抚育，不太容易形成稳定的亲密关系。如果是爷爷奶奶，能够给孩子无私的爱，我觉得也没什么必然影响。
所以，隔代教育的优势和弊病，都不是必然的。只要隔代教育者有能力、有爱心，不会影响孩子的成长。而且祖辈积累较多，经济条件往往较好，又由于生活重心向家庭转移，心态会有很大变化，会更喜欢孩子带来的快乐，有时候会比父母更有耐心。
中国青年报：长远来说，隔代教育会给社会带来什么问题？
郑丹丹：如果把西方的那一套教育理念拿来，也许确实会觉得我们这种隔代教育不太好。但如果不以西方理念为蓝本，这种在中国文化下形成的家庭策略，未见得就一定不好。它实际上是在社会资源、社会服务、社会政策暂时还供给不足时，家庭的一种应对策略。
当然也有一些家庭，祖辈过于以孩子为中心，养了儿子还要养孙子，这可能导致青年一代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有问题的。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社会应该给年轻父母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郑丹丹：最有力的帮助，就是提供更便利、更放心、更经济实惠的育儿机构和服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能不影响事业发展、工作生活，他也愿意把孩子放在身边。
政府也可以像居家养老一样，搞一个居家育儿，就是孩子在家里，社区提供很多带有公共福利的配套服务，帮助年轻夫妇更好地进行育儿。
中国青年报：有人提出设立“隔代教育课程”“有执照的育儿保姆”“育儿假期”等解决方案，您赞成吗？
郑丹丹：目前提的这些方法，肯定会有效果。比如“设定育儿假期”，我是很赞成的，可以很好地解决城市教育移民、职业移民的育儿问题。但对于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们的问题不是这些方案所能应对的，而是应该让城市有更好的吸纳性，使得这些儿童能够随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