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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两名老人死了，死在单位家属院的家中。被人发现时，老两口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
如果不是单位退休科打电话通知他们领取补助，两位老人不知再过多久才会被发现。即便是住在同一小区的儿子，也不知道父母何时死亡。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上个月，同是成都，两名老人接连死在同一幢楼中无人知晓；也是上个月，湖北黄石下陆区的一名老人死在家中，直到变成白骨时，才被发现。10月，济南农村的一名老人死在家中，尸体被窜进来的狗啃食……
必须要反思谁应为这些悲剧负责。
这一次，儿子与父母家相距仅100米却不闻不问，不孝的儿子当然应该被谴责。但在更多的地方，生活的压力把子女和父母的距离拉远。村里的年轻人离开撂荒的土地，在辉煌的都市艰难谋生。他们无力把父母接到身边，甚至难以休假“常回家看看”。而城市里的年轻人，不少人背负着高昂的银行按揭贷款，生活的压力，早已把孝心挤压出去。
当然，这不能成为为那个不孝儿子开脱的理由。不过，当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眼前时，谴责个体，显得有点无济于事。
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两亿，其中2000万为独居老人。不少学者指出，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可以预见，在独生子女背景下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苦苦挣扎在“4-2-1阵型”中的年轻人必将面临更大的养老压力，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早已危机重重。
我国第一部老龄事业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中国面对“未备先老”和“未富先老”的双重挑战。也就是说，我国“赤手空拳”、大踏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既没有找到适合国情的养老方式，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作支撑。
我们理解政府的苦衷，理解我国在养老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但在青黄不接的养老真空中，曾经的建设者在毫无尊严地孤独终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该由谁来为老人的养老接盘？
河北省肥乡县，在农村试点实施“互助养老”。独居老人交纳一定的费用入住“幸福院”，由年轻的照顾年老的。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在社区本身尚不成熟的背景下，这种社区养老模式缺少政策、资金支持，更难以成为养老的可靠模式。
饶有意味的是，湖北黄石下陆区独居老人变白骨事件见报后，该区区委书记批示，要求区民政局“对辖区范围内的独居、空巢老人进行全面清理核实，建立台账，要求所在街道、片区实行一对一的照顾，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发生”。
据说效果立竿见影，该区的“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已被送进福利院，并将实行“一对一”的包保服务。
如此看来，即便是积弊颇深的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可能。而是在问题多、资源少的情况下，在问题频发的社会转型期进行权衡，如何分配资源，优先解决哪些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由政府埋单，建立实际可行的养老保障机制，还是有可能的。比如，发放更高的补贴、建设更多公办养老机构、政府出资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在独居老人家中安置紧急求助按钮等。我们希望，措施不仅停留在口头和各种听起来很美的“平台”上，至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至少是有尊严地离去。
宽容的人们理解政府的难处，但如果把个体的牺牲视为想当然，独居老人的问题只会无解。这些曾经的建设者，不能在暮年成为被社会转型击倒的一批人。否则，这也可能是年富力强的我们老年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