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也要帮助历史证人”

    12月6日，二战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中日律师、学者齐聚深圳“历史嘉年华2015”论坛，交流民间对日诉讼的现状和进展。

    “虽然我们的诉讼最终在日本败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努力的终结。我们还将继续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的受害者们。”日本律师南典男说。他自1995年开始为中国二战受害者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至今已20年。

    “历史嘉年华2015”系列论坛活动由NGO新历史合作社、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忠魂公益基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等机构联合主办。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原告人数最多的一次诉讼”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团的两名主要成员来到了“历史嘉年华2015”论坛：中方律师团首席律师林刚、日方律师一濑敬一郎。

    2015年2月25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日本诉讼一审败诉。林刚、一濑敬一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作为原告方代理，目前上诉准备已完成。

    林刚律师介绍，他们代理案件的史实是：1938年2月到1944年10月期间，重庆及广大四川腹地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日军把重庆渝州半岛烧成一片废墟，制造了1941年6月5日重庆大隧道数千人窒息的大惨案。乐山、自贡、松潘大轰炸，每次夺取生命成千上万。这是日军不针对军事设施、对商业区和平民区同步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想制造恐怖让中国人屈服，是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

    他介绍，中方律师团有5家律所、十几名律师长年负责与日方沟通、进行代理诉讼。“在一濑敬一郎律师的全力帮助下，一批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也集结起来。”一濑敬一郎同时是中国二战“细菌战”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他2011年去重庆调查“细菌战”，了解到轰炸受害史实，从而参与了诉讼代理。

    2006年3月30日，40名来自重庆、自贡、乐山的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正式提起诉讼。此后，2008年7月，来自成都的受害者起诉，2008年10月，乐山及重庆、泸州等地受害者起诉。2009年10月，来自重庆、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少数民族地区的受害者起诉。

    日方法庭将四次起诉合并，原告总共188人，这是迄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原告人数最多的一次诉讼。历经多次开庭，有专家到法庭陈述轰炸真实情况。

    “在2015年2月25日一审判决时，法官已历经三次调整。在110页判决书中，81页是描述、确认事实，结论是承认日军轰炸事实、受害情况，其他部分是说战争属于‘公共行为’，应由国家之间解决，而中国政府已放弃索赔。他们回避了国际法，而用日本的国内法来裁决。”林刚说，“法官只用了几秒钟就宣判完毕，受害者非常愤怒。”

    林刚介绍，即将到来的12月25日，日方律师会向东京高等裁判所提交上诉理由书。“预计明年3月左右会进行第一次开庭。我们相信日本是法治国家，我们也会继续寻找索赔途径，捍卫历史真相，让受害者得到安慰，让后世警醒。这也是我们的出发点。”

    同样还在进行诉讼的，是康健律师代理的中国二战被掳日劳工三菱公司的受害者们。

    2014年2月26日，40名二战被掳劳工及遗属在北京起诉日本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矿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3月18日受理此案，这是此类案件在中国首次立案。

    此案原定于2015年3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但日本三菱方面提交的相关委托手续不完备；日本三井方面未与法院联系。因此法院决定推迟开庭，待被告完善并提交委托手续后再确定开庭时间。

    “我们认为日方全无诚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一定要通过法律程序，让他们承认历史事实。”康健律师在论坛上说。

    为何“慰安妇”档案落选世界记忆名录？

    今年内，我国有两份史料档案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前者在10月9日成功入选，后者则遗憾落选。

    为什么我国要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世界记忆名录》是世界性的文献遗产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办。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丽菲在“历史嘉年华2015”论坛上介绍：“它是超越了国家、民族界限的文化遗产，记录了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对人类苦难和人性的认识。如果我国申报的史料档案入选，它就能在世界范围内永久保存，各国人民都必须有权无障碍获取这些档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战争罪行的历史才可能不被歪曲。”

    《“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主要记录了1931年至1945年间日军在占领地区设立“慰安所”及强迫中国、朝鲜等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以及慰安所摧残妇女的内容。

    档案包含了数百名日本战犯的笔供、口供和侦讯总结意见书，被称为“铁证如山”。它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陈丽菲伉俪自1992年开始调查完成。

    “寻找‘慰安妇’受害者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她们和抗战老兵不一样，不愿意骄傲地站出来，绝大多数受害女性都把血泪往肚子里咽。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有责任记录下来。到现在，我们在上海已经找到超过100个二战日军‘慰安所’遗址证据，触目惊心！”陈丽菲教授说。

    为什么这份珍贵史料没有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在12月6日的论坛上，陈丽菲解释了原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表示，这份档案完全符合委员会对史料遗产的定义，但是二战日军性奴隶制度下的受害妇女有几十万人，来自十多个国家，韩国等国家都表示了申遗意愿，建议多地区、多国家联合申请，所以这次没有入选。因此，我们将继续奋斗。”

    另一方面，历史真相还面临“申遗”难以抢救的困境。

    江苏律师谈臻代理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名誉侵权案。日本右翼人士东中野修道等人长期叫嚣夏书琴是“伪证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存在。老人于2000年在南京、2006年在东京两次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东中野修道等人，均获胜诉。

    谈臻在论坛上提出了一个担忧：“虽然我们现在胜诉了，但当许多年后，幸存者离开我们后，如果再出现相关侵权事实，我们没有了原告，如何去维护历史正义？”

    他建议参考德国的做法，对历史问题加强立法手段的关注，如“对否定、歪曲、篡改历史真相者是否可以以刑事犯罪处罚”。在德国，依据《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或宣扬种族歧视、否认纳粹大屠杀罪行者，可被判处3至5年徒刑。

    “不能只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也要帮助历史证人”

    中日律师、历史学者还在论坛上共同呼吁全社会，加大对二战日军“细菌战”、“慰安妇”等受害者群体的关注。

    陈丽菲介绍，日本成立了一家“亚洲女性基金会”，声称愿意给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经济援助，但要求受害女性“拿钱后就不要来日本申诉”。“这真是太屈辱了，所以受害者们都没有接受这笔钱。”

    她认为，幸存的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是珍贵的历史证人，“其实全社会能为她们做的事非常多”。“多数受害者无法再生育、一生孤苦，身体疾病、心理治疗都亟待全社会更多的关注。比如，是否能有志愿者定期拜访、拜年？”

    一濑敬一郎表示，中国的二战幸存受害者群体是战后补偿诉讼的主体，支援他们，对促进日本政府、老百姓认识历史真相、反省战争有重要意义。“2015年，安倍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法，日本正在历史的关键点上。”

    今年11月，因日本政府拒绝发放签证，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12名中国受害者家属和相关人员未能赴日，新华社等国内媒体予以报道。“日本外务省是滥用权力，阻碍推动日中和解的民间努力，这从反面说明中国受害者在日本发出声音是何等重要。”一濑敬一郎说。

    代理日军遗留毒气弹中国受害者诉讼的日方律师南典男，多次在日本组织、参加反对安倍“安保法案”的和平集会。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尽管相关诉讼以败诉告终，日方友好人士并没有就此止步。

    “目前，300多名日本市民募集了100多万日元的公益基金，虽然金额很少，但我们准备在明年对日军遗留毒气弹的受害者给予医疗援助，支付药费、体检费用。”

    日军遗留毒气弹诉讼的中方代理律师罗立娟回忆，南典男律师曾带着他们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地铁出口发传单，介绍中国受害者的现状，呼吁捐助。“当捐款不够时，日本律师就自己掏钱补上。他们参加活动经常自带一个饭团、一瓶水，另一边却甘愿卖房、卖地、在银行贷款，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

    南典男律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们日本律师也曾讨论，是不是败诉了，我们就可以解散了？结论是：还不行！因为日本社会还有很多人在歪曲历史事实，受害者的诉求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我认为，国家间的交往很重要，中日老百姓间的理解、交流也同样重要。在中日关系上，历史真相是最重要的，没有真相就达不成共识。”

    原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在论坛上说：“现在苏智良老师自己一边治病，一边还要自费援助‘慰安妇’受害者老人，民间志愿者一直在变老，资源越来越少。我们呼吁社会和政府部门，每个人都不能只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也要伸出手来帮助苦难中挣扎的历史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