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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2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徐玉美从江西上饶德兴赶到江西省高院，接过了孙法官递过来的8万元“财政资金支付凭证”。徐玉美说，她从来没想到能获得这么一笔“巨款”。
23年前，她家里遭遇“灭顶之灾”，5岁的儿子和16岁的女儿先后在家里被害，而凶手一直逍遥法外，直到18年后，凶手投案自首。虽然最终凶手被绳之以法，但她的家和健康都被“毁”了。
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是江西省高院刑三庭的孙毅，当他看到徐玉美的家庭困境，而凶手又无力赔偿时，他第一时间将此案向省国家司法救助领导小组进行汇报，今年6月份开始为徐玉美申报国家司法救助，这才有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徐玉美做梦都没有想到，刚刚做完手术的她，能领到国家的8万元司法救助款。
在江西，像徐玉美这样，作为刑事被害人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获得司法救助的，并非个案。
江西省政法委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王建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早在6年前，江西就开始摸索实践司法救助工作：2009年，江西省围绕刑事被害人救助、涉法涉诉信访救助，出台了相关工作办法；2013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涉法涉访信访工作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省各级普遍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2014年，出台了《江西省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办法》，明确了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职责定位、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标准等等，为各级司法救助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资金保障。
司法救助的财政预算力度也年年加大，省级财政预算从2009年的300万元提高到2014年的每年1000万元；11个设区市的司法救助资金，也全部纳入了当地的财政预算。
江西省在2013年还启动了为期两年的特殊疑难涉法涉诉信访专项救助活动，安排专项资金3000万元，共对743件案件的困难当事人实施了联合救助。
彭仙花是省、市、县三级联动救助的受益人。
2012年7月，彭仙花9岁的儿子被刘某泼硫酸毁容，经鉴定为二级伤残。2013年10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刘某等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4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被告人刘某被执行死刑，但无财产可执行。彭仙花带着儿子来南昌治疗，第一次住院就花了20多万，家里的房子卖了，亲戚朋友的钱能借的都借了。了解情况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启动了对彭仙花的司法救助，很快3万元的司法救助款送到了彭仙花手上。
案子二审期间，江西省高院也迅速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帮助彭仙花申请了省级司法救助最高额度10万元。而这时，彭仙花儿子的南昌住院治疗费已经花了40多万元。医院告诉彭，要赶紧去上海治疗，否则持续高烧的儿子生命难保。考虑到彭仙花家里的特殊情况，江西省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启动了联动救助工作机制，协调户籍所在地鹰潭市、余江县以及案发地南昌市对其联合实施救助，就连余江县锦江镇也拿出了1万元救助款。很快23万元救助款汇给彭仙花手上，其子赴上海治疗得以成行。
余江县还协调民政、扶贫等部门，为彭仙花儿子及其家人办理了低保补助，并整合社会资源对其家精准扶贫，保障了彭和儿子的基本生活花费。
当着记者的面，彭仙花不断诉说：感谢国家的政策好，救了儿子，也救了她自己。如果没有这笔救助款，儿子没有办法去上海治疗，很可能就活不了，自己也不想活了。但现在，看到各级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救助儿子，很感动，她和儿子都要好好活着。
在尽力帮助刑事被害人的同时，江西省还着力把司法救助作为破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出口难”的重要举措，推动以维权促进维稳、实现维稳，出台了《江西省省级特殊疑难涉法涉诉信访专项救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改变了过去由政法机关办案、申报、发放救助资金的内部循环模式，而是每起救助案件，由地方党政组织会同办案单位共同包案，对救助款申报审批，然后由财政直接支付，并由其做好救助款的发放。
这一做法，实现了政法机关解决当事人法律诉求与地方党委政府解决当事人特殊生活困难的有机衔接；为基层党政组织做好教育帮扶工作创造了条件，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同时，也让当事人更好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顺利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
南昌县蒋巷镇的当事人未某，因法院生效判决未执行到位而家徒四壁，一家老小生活没了着落，打算进京闹访。未某案的执行法院根据新的救助机制，与蒋巷镇政府主动联系，共同开展教育疏导工作。蒋巷镇政府引导未某提出救助申请，在收到省财政下拨的救助款后，第一时间交给未某，并帮助解决其他困难，未某从此不再上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