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研究所？”

    要难倒一位科学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有时候只需问，“你们的研究那么高大上，可这究竟有什么用？”对方很可能哑口无言。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称西光所）所长赵卫就遭遇过这种情况。

    尽管他所在的单位，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研究所之一，承担不少与光学相关的国家任务，但当他把高速摄影、现代光学、光电子学等术语搬出来给外人听时，却收效甚微，即便提及嫦娥卫星搭载的光学载荷出自他们之手，也仍会收到一个追问：“这对我们普通民众有什么用？”

    这个看似过于刁钻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我国科研论文数量多、成果多，但含金量不高、成果转化率低的尴尬现状——根据统计，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也分别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有的国家重点支持的科研项目转化率还不足1%。

    这背后，又有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科技成果入股成“黄粱一梦”，以及囿于体制机制的限制，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难以得到激励等深层次问题。

    这些也都曾让赵卫头疼，但如今，他所在的西光所已在很大程度上走出困局，至少从数字上来看是这样，根据该所统计，截至目前已孵化70余家高科技企业，实现产值12亿元，累计吸引社会投资7亿元，纳税7000万元，带动社会就业3000余人，预计2015年该所收益可达7000万元。至于他本人，有了这些社会通用的数字语言，再不怕“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来到西光所实地探访。

    没积极性？ 研究所参股但决不控股

    如何把研究所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出去？成立公司，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但现实情况是，研究所成立的公司，要么是研究所管得太死，缺乏市场活力，难以与市场化的企业抗衡，要么是很快与研究所脱离，缺乏后续科研的支持，也是半死不活。

    赵卫的团队就曾走过这样的弯路。

    那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科院的研究院所迎来一波改制潮，办了不少企业。光机所也成立了一家公司，占股超过九成。然而公司成立十几年来一直处在盈亏平衡点，无法真正按市场运作，甚为尴尬。

    赵卫曾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而其他大股东，则是研究所的其他领导或是研究人员。这么一来，每每召开的董事会，就像举行研究所的领导班子会议。

    很快，赵卫意识到了问题——把研究所那套决策方式，用在公司上并不适合，一个是科研导向，一个是市场导向，两者本应该有博弈，但现实情况是，一旦遇到问题，整个公司领导集体都只用研究所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公司的发展，自然排到后面。

    说到底，“科学家并非无所不能，搞市场并非我们所长”，赵卫很清醒地意识到，企业必须适应市场的规则和文化，不能让孵化的企业又慢慢形成了研究所的文化，进行研究所式的管理。

    2014年，这家公司引入社会资本改制，西光所占股降到30%，不再控股，也不参与企业经营，企业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在赵卫看来，这再一次验证了那句圈子里的老话：积极性的调动不能空喊口号，实践证明，股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手段。

    从那以后，他定下一条规矩，研究所参股，不控股。

    郑宏志是从美国硅谷回来的海归人才，怀揣全球领先水平的超低相位噪声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应用于高档智能手机市场，他当时对国内创业环境一大要求即是“希望投资人进来是少管事的，有事我找你，没事你少找我”。

    西光所做到了这一点。2014年，郑宏志依托该所创办公司，很快融资2000万元，现已量产供货给乐视手机和魅族手机，累计出货量超过300万颗，是高端智能手机中少有的国产芯片。一些在西光所创业的人员说，让创业团队持大股，就像当年小岗村包产到户解放了生产力一样，激发了他们自主创新的活力，能够以市场需求反推研发。

    赵卫告诉记者，这种做法还对科研有了实实在在的反哺作用，过去科学家看文献找方向，研究的课题企业并不感兴趣，如今市场需求“倒逼”研发，彻底改变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传统路径。

    资产流失？ 是全体纳税人的研究所

    不可避免地，这一做法，惹来了一些争议。

    比如，花了几千万元培育出的科研成果，转移到创业公司时，只作价几百万元的股份，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赵卫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他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任务完成与课题验收后的成果束之高阁，或者没有转化成功，才是极大的科研资源闲置。

    一组来自中科院的数据显示，2013年，该院有有效专利2.2万件，转化的仅有1955件，实际收益仅为6.75亿元。赵卫说，科研院所有创新能力，但产业化需求相对较少，相应地，企业有需求，但又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这才真正致使科技资源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

    从纯粹的资金层面来讲，赵卫也认为西光所的探索，并未触碰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他说，技术价值不取决于投入资金，取决于市场价值，要按市场规律重新定义国有资产流失。技术是有时效性的，要把科研成果快速转化到市场上，实现市场价值，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真正增值。

    “今天作价几百万元，明天就可能是几千万元，后天就可能会辐射到更广的社会行业里，产生十亿、百亿元的价值。”赵卫说。

    说到底，这个问题在不少西光所的人看来，是一个“科研院所究竟是谁的”问题——是中科院的，还是国家全体纳税人的？

    赵卫说，如果仅仅是前者，任何从所里流出去的，未在短时间内产生盈利或是重大效益的，都可以称之为资产流失，但如果是后者，最终辐射到整个社会里的价值，还能说是资产流失吗？

    他回忆，当时，整个研究所针对研究所的归属问题有过一场讨论——究竟是谁的研究所。

    后来，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研究所是国家的，而不是院所“私产”，既然如此，就不仅要让中科院满意、国家满意、员工满意，也要让地方满意、人民满意，他们认为，这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研究所历史使命提出的新要求。

    相应地，针对科研人员出去创业会不会造成研究所技术和人才流失的问题，也是同理。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回归，“国家队就要干国家队该干的事，而不是仅仅为了几百个员工更好地活下去，那样的话，自己办企业去就好了，没必要非要在国家的研究院所里待着。”赵卫说。

    做技术之母？ 打造中国的硅谷模式

    赵卫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不控股”。已参股的，选择减持甚至退出卖掉股份，是他另一个大胆的做法。

    刘兴胜曾是美国一位研究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的专家，后与西光所参股不控股的思路一拍即合，2006年回国创业，很快成立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研发和生产公司。

    五六年过去，西光所在这家公司的参股不增反减，由最早的参股38%到现在的不到11%。2012年，西光所又转让100多万股，收回现金1000万元。

    无独有偶，西光所创办的另一家高科技公司，2014年开始引入社会资本进行股权改制，西光所转让37%的股权，并经过股权稀释后，占股比例下降到33%，收回资金3000多万元。

    赵卫告诉记者，整个2014年，西光所退出股份共获得4900多万元资金。拿这些钱干什么？可以用于反哺科研，或者孵化新的企业。更为重要的是，他说，“我们不希望研究所永远躺在一两个企业那里取得高额回报。我们要永远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才能保持进取精神，不断研发新的技术，孵化新的企业。”

    事实上，与传统的研究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比，西光所这条路，更看重的是市场需求牵引科研立项，立项有的放矢、应用无缝对接，说白了，就是把企业搬进研究所，把研究所建在企业。而传统的模式，则是先有成果，再找应用，这就往往带来重科研、轻产业，大科研、小产业，产业是科研的附属品，科研与产业脱节、割裂等问题。

    西安光机所博士、西光所首个孵化器中科创星首席科技官米磊告诉记者，西光所的这条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互相成就的模式，在他看来，传统制造业是农田模式，要不断除去杂草，才能种好庄稼，而硅谷是热带雨林模式，要素聚集后，企业自然生长。他也希望西光所能成为一个适于高科技企业生长的热带雨林——聚集人才、资本、技术、服务等要素，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接力棒体系，形成帮助企业从想法到知识产权再到上市的完整创新产业链。

    这些，不论是对于初创企业缺乏启动资金、无法迈出创业首步的“最先一公里”，还是科技成果因缺乏平台而难以转化为产品的“最后一公里”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任何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都不可能仅靠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恰恰契合西光所另一个身份——技术之母。赵卫说，为企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做企业的技术之母，这是他们能够快速孵化高科技企业的又一个“秘诀”。

    2014年，赵卫在给陕西省领导汇报时打了一个保票，从当时起到2017年，西光所可以孵化出100家高科技企业。如今，一年过去，他所在的研究所已经孵化了70多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