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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院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正式对外公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仙辉、杜江峰、陈晓非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梳理3位新晋院士的成长经历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在科学的事业版图里，教学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在教学与科研中，传承并发扬老教师的“为师之道”，同样又身体力行地将“师道”传承给一拨拨弟子们。
坚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19年
1989年，硕士毕业的陈仙辉继续在中国科大学习，师从吴杭生院士读博士，1992年留校工作，时至今日，他一直默默耕耘在超导研究领域。
“我是一名科研人员，同时我也是一位老师，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工作。” 从1996年起开始给本科生教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一直到2014年，这门课陈仙辉整整讲授了19年。
而当年，在正式走上三尺讲台前，导师吴杭生让陈仙辉足足跟堂听了3年的课。3年后，吴杭生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亲自带着陈仙辉来到教学秘书办公室，希望可以让陈仙辉上这门课。
教学秘书看着陈仙辉，半信半疑地问吴杭生：“他能行吗？”
吴杭生略带保守地回答：“应该行。”
在讲授《热统》的前两年，陈仙辉发现，课堂上时常有一位神秘的“旁听者”。后来他才知道，旁听者是吴杭生的研究生，被派来“偷偷”监督的。吴杭生听到学生对陈仙辉的教学“反映很好”后，“才真正放下心来”。
如今，陈仙辉的身上也有着鲜明的“吴氏风格”。
他坚持“一对一”指导研究生，经常到实验室和学生一起做实验、分析数据。对于实验数据，他的要求几乎苛刻。他经常问弟子：“你能确定吗？”“你能拍着胸脯说是正确的吗？”
“坊间都说我很严格”，陈仙辉爽朗地笑言，“严格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才，没有严格的训练，以后就没有竞争力。”陈仙辉有个准则，“学生在校期间对我有抱怨，我可以不在意。如果学生毕业3年后还对我有看法，那我就要认真反省自己了。”
严格只是在科研和学习上。当年，导师吴杭生经常在家里请弟子们聚餐，还手把手地教会了陈仙辉做红烧肉。如今，陈仙辉继承了衣钵。他的家里经常师生同乐，时常飘出红烧肉香。
2011年，陈仙辉拿出20万元，在中国科大物理学院设立“吴杭生纪念奖学金”，以表达对恩师的怀念和感恩。
保持愉悦的心情才更有可能做出创新性成果
地球物理学家陈晓非就是科研上的“完美主义者”。
在指导学生时，陈晓非要求他们把问题研究“透”，尤其对博士学位论文要求更严。他认为，博士论文往往是一名科研工作者人生的第一个科研“高峰”，因此他对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能做到国际上最顶尖的水平。
尽管如此，学生对陈晓非的评价中，温和与耐心两个词出现频率最高。“陈老师在和我们探讨科研时，会提出很多新想法，但他尊重我们的意见，让我们自行选择感兴趣的东西，而不是硬性指定研究方向。”目前已留校担任特任副教授的任恒鑫说。
谈及对学生的培养，陈晓非不喜欢给学生太大的压力，而是尽量给他们自由的空间，“因为学术研究不是事务性工作，保持愉悦的心情才更有可能做出创新性成果。”他常引用北大名师侯仁之的“为师之道如叩钟”，来形容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2009年，陈晓非担任中国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执行院长。他抓住时机，引进了一批高水平人才。
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陈晓非的“人格魅力”起到很大作用。他说，“对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没有比纯粹做学术的科研团队更具有吸引力的了。”也正因为此，地空学院引进的“青年千人”学者的数量远高于国内其他高校相关院系及科研院所。
对引进的这些优秀人才，陈晓非尽力为他们创造从容宽松的学术氛围。他说：“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来自于宽松的学术氛围，科学家最需要自由的时间。”
在陈晓非担任地空学院执行院长的几年间，学院的科研和教学成绩斐然。
不要“混论文”，要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杜江峰是中国科大物理学院的执行院长，是国内最早从事量子计算实验研究的科学家之一。
在中国科大，杜江峰的实验室人数规模不算大，大约10人，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这样一支年轻团队却展现出了对科研的惊人投入与激情，进而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我们的实验室全年没有休假日，凌晨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人还在工作。”杜江峰颇感自豪：“但事实上，我的实验室从来没有打卡制度，科研人员和学生们都是自愿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其中，我想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科研的快乐吧！”
享受科研的过程，是杜江峰的一个理念，也渗透到每一个团队成员的脑海里。“记得‘钻石探针’这个成果收到《科学》编辑修改意见时，正值春节，我们需要很快做出回复。杜老师和我那几天几乎都泡在这件事情上，反复沟通商量文章细节，丝毫不觉得苦与累。”青年教师石发展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杜老师时常告诫我们不要‘混文章’，而要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杜江峰的实验室里，80%的研究内容是课题组确定好的选题，还有20%的空间留给个人去“天马行空”，课题组会讨论后，如果选题有合理性，就会支持个人去开展研究。
“我们的这个团队，真的是蛮拼的。”这是杜江峰的评价。而团队成员对他的评价则是“身先士卒”。石发展感慨地说：“杜老师通常都是第一个到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
实验室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导师杜江峰对研究方向的准确把握，他会带领团队做最有价值的研究。2006年，石发展从大三开始就一路跟随杜江峰，从事光探测磁共振工作。刚进入实验室时，他曾有过一段迷茫期。杜老师多次找他单独谈话，帮助他找准发展方向。
而今，石发展已在《科学》正刊、《自然》子刊、《物理评论快报》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成果10余篇，并获得2014年度亚太顺磁共振学会青年科学家奖。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刘爱华 曾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