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建立青少年校外体育辅导员制度

    “有超过80%的受访学生表达了需要校外专业体育辅导员指导的愿望；有81.5%的受访家长认为校内体育不能有效满足学生的需要，丰富且专业的校外体育活动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有超过70%的在校体育教师对校外体育辅导员制度的设立持支持和乐观期待态度。”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相如，近日以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一份专门针对学生校外体育专业指导需求的调研数据，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明，在我国青少年体质下滑的总体趋势未能彻底扭转的背景下，“校内体育开展不足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建立青少年校外体育辅导员制度，可将校内与校外体育形成优势互补，从而产生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合力。

    “算上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寒暑假等，学生的全天休息日全年累计约180天，很多省市已将中小学放学时间提前至下午3点30分。充裕的课外时间为什么不能成为培养学生运动兴趣与技能、促进身心发展的第二课堂呢？”李相如的想法与冬奥冠军杨扬不谋而合，两年前，由她在2011年发起成立的冠军基金，在北京市天坛公园周边的社区开展了为青少年提供校外体育指导的服务，据冠军基金经理孙小峰介绍，“这两年，社区提供场地，我们负责组织策划一些体育活动，让孩子得到体育锻炼的同时，也能带动父母参与进来，从而影响他们对于体育的认识与看法。”由于组织的公益属性，目前参与策划、执行项目的主要是大学生、退役运动员和包括部分家长在内的社会人士，“有的擅长体育技能，却不了解青少年心理，有的懂得教育孩子，却缺乏体育知识，很多人挖掘不到体育对孩子在心理建设、社会交往等层面的价值，因此，能担起青少年校外体育辅导的综合性人才，其实还是非常紧缺的。”

    在去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杨扬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曾举例表示，目前，退役运动员进入校园需要有相应的门槛，因此，社会化俱乐部成为不少运动员的落脚之处，但不乏俱乐部缺乏关注和投入的情况，所以除运动技能外，很多“教练”的“销售”技能和收入也产生了紧密关联，“这会影响到‘教练’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人甚至无法完成一份基本的教案。”在李相如看来，这正是应当建立青少年校外体育辅导员制度的重要原因，“现在大范围的校外体育辅导机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很多组织都是自我生长，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可青少年群体正处在身心发育的敏感时期，需要具有正能量的人去引导他们，不单要会体育技能，而亟需建立的校外体育辅导员制度，关键要解决的正是从业者的资质问题。”

    “到2014年底，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已超过170万人，但组织类较多，技能类较少，且文化层次规定是初中毕业即可，所以现在发挥作用较多的是老年人群体。可青少年的体育辅导员必须是技能类的，要以项目为载体，培训时间和学历要求也要有所提升，拿到相应的资质证书才能上岗，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相比门槛应该更高，专业性应该更强。”李相如表示，尤其在国内体育民间组织力量单薄、社会上未形成普遍认可的情况下，对从业人员提出资质要求，也能促进体育俱乐部等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除了让家长放心，也能带动具有相关资质的运动员自主创业。”可想建立完备的校外体育辅导员制度，还得依靠各协会和项目中心发挥作用，“针对校外辅导员的培训应交由各个项目中心完成，在紧抓竞技体育的同时，也能通过全民健身扩大项目的后备人才。”

    在李相如看来，“现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专业体育教练员、学校体育教师等群体，都不可能独立担负起校外体育辅导员的职责，应由政府、学校、社会团体等联合，结合各类体育专业人士和志愿者，向社会提供专业的校外体育辅导员，才能逐步建立青少年校外体育辅导员制度。”2002年一次赴日本的考察令李相如印象深刻，他看到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在教一群孩子打棒球，“本以为是体育老师，了解后才知道他是当地啤酒厂的知名企业家，从小喜欢棒球，愿意花时间去教青少年。其实，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如何让他们有渠道帮助青少年在校外也能感受体育精神，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本报北京12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