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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89年从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开始的约定。原本只是几个“毛头小子”到导师家求教、顺带蹭饭打牙祭的聚会，没想到，这一聚，就是风雨无阻的数十年。
今年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郑保卫，复旦大学教授童兵，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等“甘门弟子”，第28次一起聚到老师家里。
他们早已是闻名中国新闻界的学者，只是这一次，老师永远不在了。
老师叫甘惜分，有人称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奠基人、中国党报理论奠基人，他则自称是“一个执着的新闻规律探索者”、一介“书生”。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位百岁教授认同报纸的一个作用在于让党的纲领路线与群众见面。另一个视角里，探索如何集中人民的意见、批评，形成监督政府的强大力量，成为他后来不断调研、开会、写文章呼吁的事情。
最重要的影响是追求真理、不唯书
上午的阳光正好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一把藤椅上。“他一辈子都爱晒太阳。”甘惜分的儿子甘北林说，这是父亲每次笑眯眯地坐着听学生谈天说地的地方。
“新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我敬爱的导师甘惜分教授于昨天（1月8日）22：55驾鹤西去……仅仅8天前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今天却天人两隔，哀恸之情无以言表！愿甘老在天堂安好……”1月9日，喻国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
“8天前的元旦还来看望老师，还感慨当时老头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是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喻国明感慨。
每年的元旦和4月甘老的生日，是甘门弟子“雷打不动”地一起去甘老家拜访聚会的日子。“上世纪80年代就常去老师家里请教，当时都年轻、经济条件差，师母给我们烧川菜打牙祭。”喻国明说，“所以之后每回拜访老师后，我们都会选一家老师家附近的川菜馆请老师吃饭。师母不在了，得让他继续在新年第一天吃上家乡的川菜。”
元旦那天因为学生们要来，甘惜分一反常态地一早5点多就睡不着了。一见面，已经百岁的他还幽默地打趣自己唯一的女学生刘燕南说：“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接着就还打趣我怎么又胖了，胖得眼睛变成一条缝了。”喻国明仍能记起甘老当时开朗的笑容。
“老师一生有两大爱好，读书和书法。”刘燕南回忆说。不同于其他的探望，“甘门子弟”每次带来的是文房四宝和书一类的小礼物。
甘老的客厅和卧室的半面墙壁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八九十岁的人了，还常常走路两公里去三联书店，不舍得打车但舍得买书，买上三四十本书自己一手拎一摞走回家。”由于空间有限，甘惜分的儿子甘北林不得不劝父亲少买点儿书。
甘惜分不仅爱书，而且每读书就必做批注。客厅书架上摆着38卷本的1958年版《列宁全集》，每本书上都密密麻麻地塞着甘惜分做过笔记的小纸条，泛黄的纸条上仍能隐约看到标注的内容。
“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只要活着，就要看书，就要写作，就要思考问题。’他还说，‘战士战死在疆场是光荣的，学者倒毙在书斋也是光荣的。如果哪一天我在书桌前看书闭上眼没有醒来，那是光荣的。’”郑保卫回忆说。
刘燕南说，甘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独立思考，“‘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是他给我的题词，要不唯上，不唯书，坚持探索真理，不放弃”。
20多年过去，当年的那些年轻人如今多已是中国新闻学界的知名教授，也早已年过半百，但甘惜分对他们的要求却从未放松过。他常说，学生不超过老师，不是好学生。
这次元旦的聚会，甘惜分听完学生的讨论后，也依然不忘强调：“你们以后每年至少要出一本书！而且要叫得响！明年要带着书来见我！”
作为甘惜分指导的，也是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深有感触。他说：“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真相的不断追求，对真理的不断追求。”
几位学生已开始筹备甘老的百岁生日纪念。但就在距离百岁生日100天的1月8日，甘惜分突然离世。
错过了元旦聚会的郑保卫没能见上导师最后一面。“连着两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这么多年的交往回忆都在流动。他对我来说，亦师亦友”。
他们私底下亲切地喊他“老头”。
战场走出的新闻学教授
从甘家回来，重新翻开2012年出版的《甘惜分文集》，往事又浮现在刘燕南心头。
刘燕南是文集编委会的秘书长，负责一些事务性工作，包括分发给各位师兄审稿。有的作品年代久远，图书馆没有收录。当翻出字迹潦草的原稿，一些字连甘惜分也一时认不清了。大家把原稿一字字敲进电脑，两年共整理出180万字。
刘燕南这才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经历蛮坎坷”：他出生于四川，21岁时不顾家人反对投奔延安，后来成为政治教员，给八路军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期间，他一度被日军俘虏，又在夜间巧妙逃出敌人控制的县城，回归共产党部队。
这些外人看来光鲜、传奇的经历，甘惜分却很少在讲课中提及。
“后来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值得一提的东西。”喻国明回忆，当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发表讲话，甘惜分是现场记录者；刘胡兰事迹、杨虎城将军被杀害等有影响力的事件，都由甘惜分最早编发或发表。
甘惜分的新闻之路是在战争时期的新华社启程的。曾经，他随一个谈判执行小组前往山西大同。甘惜分进市内“逛街”，被阎锡山军队的特务发现，被强制押送出境。
随后，通讯《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阎军虐待我战俘作苦役》发表。
“我好险！我差点成为被敌人暗杀的新华社记者。”甘惜分感叹，一名《晋察冀日报》记者后来也未经准许闯入大同，结果被特务设计杀害。
职业的转折发生在1955年。甘北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新中国那时要培养新闻人才，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新闻专业，但国家没有教材、没有师资，请新华社物色人选，就把39岁的父亲挑来，“直接说你是副教授，定的是12级”。
喻国明解释，在过去，13级、14级就算是级别很高的老干部了，甘惜分当副教授时，北大还只有一名正教授。
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经历成为登上讲台的“金字招牌”。甘北林说，父亲到北大报到，登记学历时答“初中毕业”，“初中毕业来当副教授？这个不行，没法写。对方问他还学过什么，回答说‘延安马列学院’，毕业以后是政治教员，对方说‘这行了’”。
尽管培养新闻人才的任务艰巨，但当时大学尚无新闻专业教材。有的老师试图从苏联翻译，但没法完全适用，一个百废待兴的学科摆在新闻人面前。
多名新闻学资深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甘惜分对新闻学的贡献在于，他在空白的领域里写出了讲义，慢慢整理出正式教材，改革开放后出版了《新闻理论基础》，全国通用。
那时中国新闻学学术著作中，该书发行量在20万份以上，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从新中国的角度来说，他在新闻界的资历是：最老的一代人。”喻国明说。教材出版的时候，北大新闻专业已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多时了。
童兵是甘惜分的第一届研究生。童兵还记得，1978年上新闻理论课的时候，甘惜分认为原先学界对新闻的定义不够严谨，倾向性不明显，“他认为，新闻除了报道事实之外还要评述事实，而且要影响舆论”。他给出的定义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这位被视为正统的新闻工作者，将“新闻”的定义落在了“特殊手段”。
他感慨“从下到上的渠道太少了”
甘惜分1978年开始指导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时，已经62岁。
喜欢和年轻人交流的甘惜分，常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学生畅所欲言。“不要顾忌我原有的观点。在研究学问面前，我们都是研究生。”他还常说，学生不敢与老师辩论，不是好学生。
在他的鼓励下，常有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一些疑问或批判。对于这些观点，甘惜分不仅不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压制，还总是边听边将观点记在笔记本上。
除在学校任教外，他还受邀奔波于各地作报告。但儿子甘北林却直白地告诉甘惜分，他接触社会的途径太少了，“你每次出去作报告都是被前呼后拥，看不到真实的社会”。
“现在新闻系的老师都有一股劲，要重新让新闻系焕发青春，可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你们这批小青年来接班。”对于1981年硕士毕业后想回家教书的童兵，甘惜分极力挽留。于是童兵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
上世纪80年代，甘惜分开始尝试与学生一起做一些民意测验，比如针对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读者调查，用来评估当时党报对于社会需求的完成度——有哪些内容构成哪些功能、有哪些表达方式等。在当时，民意测验的方法开创了国内先河。
1986年，在甘惜分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正式创办。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与研究的学术机构，它利用自下而上的相对科学完整的定量方法反映民意的做法，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新闻界。
甘惜分曾形容当时的创办条件是“四无”——无经费、无电话、无编制、无办公室，“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虽然创办并未遇太大的阻力，但一些民意测验的具体执行却遇到了难题。
创办之初，中央思想领导小组就委托研究所做一项关于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小型研究，研究所将调查扩展到了全国范围。
但调查过程中却传来了有调查学生在河北、山西被当地公安机关扣留的消息。原因是在他们的调查问卷态度量表中，设置有正题和反题。作为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态度量表形式，他们将政府观点作为正题，援引了跟政府不同的典型观点作为反题，来考察学生态度，却被当地公安机关误认为别有意图。
“当时的公众对于民意测验、态度量表几乎一无所知，是完全空白的领域。”喻国明说。
在童兵看来，甘惜分创办领导舆论研究所的经历也给他自身带来了变化，“更加关心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更加同情普通民众的民主要求”。
由于各地民众常有冤情投诉无门的情况，舆论研究所常被误认为是上访机构。研究所收到投诉和冤案的来信，是常有的事。
“甘老觉得当时从下到上的渠道太少了，缺少体现百姓呼声的途径。”喻国明说。甘老常教导他们要关心这些来投诉的民众，尽各自所能做好接待与解释工作。
同时，甘惜分还带领研究所发起了多项舆论调查。比如针对首都知名人士的龙年展望调查。“调查这个的主要缘由是各方对当时的新闻报道很不满意，说假大空、会议新闻大话空话成堆，老百姓不感兴趣，批评太少，舆论监督没有力量等。”童兵说。通过对这些知名人士对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现状评估和未来预估，和对当前新闻宣传功能方面的态度评估的调查，得出对现状的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形势的预估。
此外，甘惜分还领衔作了关于新闻法制建设关键问题的调研。“带着学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征求当时新闻界较活跃的人对于新闻法设立关键问题的看法、意见和担忧，最终形成的调研报告长达数万字，毫不避讳地呈现了各方观点，提交给当时的中央高层。”喻国明说。
打破批评的禁区
报纸是商品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个问题在甘惜分与另一名学者中“纠缠”了多年。
那时，南方一名学者主张“报纸是商品”，甘惜分撰文批评他，认为“党报怎么可能是商品”，“他说报纸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甘老师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两人的观点是相对的。”郑保卫认为，前一个观点是探讨近代报刊最早发生、产生的原因，甘惜分讲的更多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考虑问题。
“他们说得都对，但是限制词不一样，两个人就有很多这样的争论。”郑保卫说。
喻国明告诉记者，并不是说甘惜分有意附和什么观点，而是他从自己的经验真诚地认为这样是对的、是对党和国家负责任的，对人民群众是负责任的。
研究视角变化在1979年已有显现。童兵回忆，1979年10月，甘惜分在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组会议上发言说：“报纸是人民的，是属于人民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当充满人民的声音，应关心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为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而努力奋斗。”
此前的一个月，甘惜分还在学术发言里提出要打破批评的禁区，“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我们对干部开展无私的批评也将使那些违法乱纪者、玩弄特权者、官僚主义者知所畏惧。”
这些今天都是常识的观点，在多名学者看来，那时候说这些话却要承受压力，需要勇气。
喻国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报纸上能不能有监督性、批评性的一些表达，“这在当时的媒介功能中几乎是没有的，这是创新性的一种举动”。
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火车站有一个人引爆了自制的炸药包，没人受伤，新华社发了一篇简讯，不到100字，却成为新现象，成为改革标志性的信号。
甘惜分发现，如果不利的事情不报，对争取主动地位其实是不利的，“即使不报，各种事情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们确定的原则就是对于不利的事情，报比不报、早报比晚报对于政府获得主动权、舆论引导权更有利”。
“凡是影响重大的、凡是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的、哪怕是不利的事情，也应该及时地报道。”他向中央领导写信，有前因后果、有定量分析，倡导打破这个禁区。
喻国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甘惜分不断在会议、文章中倡导，这个原则被官方逐渐接受，开始逐渐有控制地报道一些突发性事件，“从这一点来说，甘老师真是执着地提出问题”。
郑保卫说，文化大革命之前，权力得不到制约，公民监督政府和官员没有正常渠道。甘惜分提出“一个方向，多种声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有多种声音表达，“非常强调利用批评和监督的手段，让老百姓来说话”。
这些观点逐渐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多高级干部表态，“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同样是正能量”，四川省纪委书记甚至公开“抱怨”称“批评报道一篇也没见到”“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
郑保卫回忆，后来，甘惜分看到并肯定了这些进步，但总觉得做得还不够，并且在研究怎么来作好批评监督。
在一次会议上，甘惜分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语气坚决，神态激愤，“当时让与会的人都觉得有一点点紧张”。喻国明回忆。
“甘老师其实很执着，但他并不是固执，比较从善如流，而且坚持寻找真理，不断求索。”与他的很多学生一样，刘燕南也见证着观点的转变，“他会对早年的研究作出反思，不怕对自己的一些东西进行再思考。”
“不要跟那些办得不好的报纸学”
“这几十年我没有变过书生味道。”甘惜分评价自己“太书生气”，对社会交往和人情世故都不用心。
退休之后，他期待的重要社交，恐怕是退休后坐在铁狮子胡同的家里，等待学生们相聚，谈论国家大事。
“甘老师也参与，也会点评一下，但大多数还是笑眯眯地听，因为机会比较难得，他愿意听大家多说。”喻国明陷入回忆，“我们说话也是天南海北的，各种信息都有，有的重要，有的有趣。”
甘惜分对新闻界的一些现状并不完全满意。有时，他会和学生探讨如何通过合适的渠道，把一些真实情况给公开表达出来。
“他对新事物还是抱着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喻国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告诉老师，现在，微博微信已经可以实现公民表达的功能。甘惜分急忙追问“微博微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接着，他浏览了微博，还开通了账号。由于眼睛不太好，很多微博都是由他口述，家人代为发布的。
甘北林透露，几个月前，父亲还问过他五六次“什么叫大数据”。
事实上，当年甘惜分关注的话题，在他告别讲坛之后并没有完全解决。2006年，郑保卫的博士生樊亚平走进了甘惜分的家门。这名年轻学子学习了甘惜分的论文著作，打算给“师公”作一个访谈，“目的就是希望借甘老的口，强化学界和业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对着老前辈，樊亚平提出，一些学者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但是没有人与其争论，学术研讨会从来都是各说各的，“听到这个话题，甘老非常激动，说确实需要争论，‘我写一些文章，我就希望有人站出来跟我争论，但是没人争论啊，要是有人就好了，我就可以进一步阐发我的观点’。”
当樊亚平问“如何做一个好记者”，甘惜分说“为人民说话”，又问“怎样成为一个好记者”，甘惜分答“首先是一个好人”。
“他当时像老小孩一样。”樊亚平回忆，听到新闻界的一些“老病”，甘惜分希望他把这些“很有战斗力的话题”直接写出来，“那样更有冲击力，能够在学界和业界掀起一股巨浪，”“你在前边冲，我在后边给你敲边鼓”。
“我就感觉，他虽然90岁了，但是那种战斗性、冲击力，真的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如今已是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的樊亚平说。
在甘惜分的多名学生、家人看来，甘惜分之所以长寿、思想深刻，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只关心国家大事，不计较个人得失”。
甘北林告诉记者，父亲潜心学问，并且只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不计较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四十年没党龄，不涨工资，没提等级，谁能受得了？”
年轻学子没有忘记甘惜分的名字。在高校新闻学教科书里，甘惜分在《新闻学大辞典》中的一系列新闻学定义成为绕不过的学习目标，还有新闻系学生办的校内刊物请甘惜分题字。
2012年，由他题字的一家学生媒体派学生记者回访了甘惜分。
令这大二名女生意外的是，教科书里屡屡提及的老教授甘惜分，一些观点似乎与年轻人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但看完校园报纸之后，他用一口四川口音说：“挺生活化的，学生报纸就应该这么办。”
“文风僵化、思想老化是新闻界之大疾也，不要说一些套话，不要跟那些办得不好的报纸学。”当这位近百岁的书生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年轻的学生说，她“震惊”了。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
本报记者 卢义杰 何林璘 实习生 欧阳方星 车灏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