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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互联网产品让人们生活更便捷，推动传统行业进步，这背后有技术革新的驱动。走在时代前面的东西一出来，很难第一时间进入法律监管的视野。加上互联网行业相对自由激烈的竞争氛围，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用户之间的权益和权利，容易界限模糊。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明看来，技术创新本身并没有红线，关键在于创新成果如何合法合规利用。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互联网公司在哪些方面处于强势？
杨明：这要结合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互联网产品或服务来看，如果消费者（用户）就某个产品或服务的转移成本高，那么公司就处于强势。所谓转移成本，可以通过消费依赖来理解，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企业，消费依赖的表现情形不同：娱乐型产品或服务，消费依赖取决于信息流（流量），电子商务方面的产品或服务，消费依赖取决于信息安全。
另外，互联网平台的聚合程度越高，其所有者越处于强势。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用户在哪些方面处于强势？
杨明：转移成本低的互联网产品或服务，或者说互联网平台的聚合程度低，用户处于强势。
不过，用户的强势也就表现为流量的流失，由于盈利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不同，前述互联网企业的盈利能力弱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的成本增加。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技术创新，比如数据的获取和使用等，红线在哪里？
杨明：我不认为技术创新有所谓的红线，在互联网领域，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整体发展而言，是有效率的。问题在于互联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否获取用户的相关信息（数据），对于获取的数据是否能够利用、以及如何利用。应当有专门的法律机制来解决前述行为准则的问题，也就是正在制定中的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搜狗输入法劫持百度流量一案的判决？
杨明：我认为该案判决是在说理，并没有任何不公正的情形，此案至多就是存在观点分析。从判决结果来看，其规制思路是“划分地盘”，将相关市场按照传统思维进行分割，彼此之间泾渭分明，须遵循“避让原则”。但这未必能定纷止争，在商业模式边界仍然模糊的背景下，这种思路只会刺激竞争者之间更加激烈的争夺。
中国青年报：对于一些截取流量等不正当竞争、蒙蔽用户的做法，应如何裁定？
杨明：我认为这个问题与技术创新无关，关键是技术创新成果如何利用的问题。实务界、理论界提倡的“避让原则”“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等，都是试图对商业模式之争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我认为这不是监管或立法的问题，而是法官裁判的问题，需要法官具备很高的素养、有扎实的研究方法的基础——比如，分析两种商业模式之间的冲突，究竟是否需要进行矫正，法官需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当然，证据制度等配套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技术中立”的说法？
杨明：技术中立是指技术本身不带有价值评判，但利用技术的人是需要对其行为进行价值评判的，不能把技术与利用技术的行为混为一谈。目前我国对于互联网传播内容的监管制度，还缺乏体系化的架构，包括：视听作品的分级制、未成年人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等。总体来说需要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本报记者 孙震 实习生 马思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