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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集体沉沦”的现实，显然与行政化下的学校生态分不开。不仅学校领导，包括普通教师，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单纯的管理和教学任务，教材购买、校服采购，他们都需要“经手”，这自然为腐败埋下了隐患。
购买一套百元左右的校服，竟被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班主任联合吃掉十多元“回扣”。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曝光的校服腐败案件引发关注。2015年7月以来，新华社记者先后四次赴当地调研发现，小小校服腐败利益链条“不简单”，上有红头文件“开道”、校服企业垄断经营牟利，下有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揩油”。
有说法称，一百年前，校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一百年后，校服是社会争论的话题。“争议”所在，一方面表现为校服在美学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或许就是校服采购存在腐败空间。这些年来，随着校服的普及，被曝光的校服腐败现象也逐渐多起来，仅系统性窝案就有多起。其他诸如“高价校服”购置费所引发的争议，更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恩施校服腐败案件中，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层面，再到教师，几乎都从校服采购上分了一杯羹，生动展现了一套校服被“雁过拔毛”的过程。这样的系统性腐败，在多年的过程中成了“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按比例拿分成。当校服成了各方利益实现的工具，也就难怪质量和审美都屡遭吐槽了。
在这起事件中，红头文件为校服腐败“开道”，是一个值得正视的细节。在去年湖南衡山县和衡东县发生的教育系统窝案中，也同样闪现着红头文件的身影。多名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的中小学校负责人，就被指与当地一家校园连锁超市有关，而这家超市之所以入驻校园，就是因为有省、市、县三级红头文件的“庇佑”。相较于正式的公共政策，这类系统内的红头文件由于有着较高的隐蔽性，外界一般无从得知，所以一般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当前无论由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于红头文件的管控力度，对教育系统红头文件的“泛滥”程度，不应该低估。
此外，这起校服腐败案中，利益输送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当地学校后勤管理协会以会费的方式来为校服供应商设置资质门槛。以缴纳会员费的方式来吸纳会员，且只有会员才有资格成为当地的校服供应商，这与交“买路钱”何异？一个地市级的学校后勤管理协会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也值得提出疑问。至少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不到它在校服采购中的正面作用，反倒异化成了一个“名正言顺”收取提成的“营利组织”。看来这方面的简政放权力度，仍有待加强。
教育系统需要简政放权的地方，还表现在原本一些属于家长和学生的权利，应该及早下放交还。去年7月，教育部、工商总局等多家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中就指出学生可以自愿购买校服，也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若此政策得到落实，就将彻底改变校服采购由学校说了算的局面，那么相关方面借此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势必能得以有效压缩。
我们通常讲大学要去行政化，其实从中小学校所存的腐败现象来看，它们也同样需要去行政化。此次窝案中，恩施咸丰县43所学校和教学点被查出全部存在校服腐败，仅2012年至2015年期间，就共有768名教职员工收受提成。这样一种几近“集体沉沦”的现实，显然与行政化下的学校生态分不开。不仅学校领导，包括普通教师，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单纯的管理和教学任务，教材购买、校服采购，他们都需要“经手”，这自然为腐败埋下了隐患。因此，中小学校同样需要淡化非教学方面的职责。
以校服采购为代表的校园腐败案件，虽然在腐败的金额上较之其他“大案”可能不算高，但其长此以往所形成的“雁过拔毛”的灰色生态，却构成了对社会基础道德与正义的侵蚀。这也正犹如，在每一起校服腐败案中，我们看到的社会治理缺憾的“虱子”对校服的侵蚀。
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