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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燎原于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如果说5年时间尚不足以对其盖棺论定的话，其引发的铁血战乱给中东乃至世界带来的无尽恐惧和不安，则毋庸置疑。中东北非之乱，祸起萧墙，祸及世界。值此“阿拉伯之春”5周年之际，本版特邀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先生撰文，并集纳多位国际问题专家观点，对“阿拉伯之春”发生5年后的阿拉伯世界格局、现状和未来加以梳理和展望，以飨读者。
5年前的2011年1月14日，在历时数周的抗议浪潮中，任职23年的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辞职。这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此后，埃及、黎巴嫩、也门、巴林、约旦、利比亚、摩洛哥、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相继发生针对各国政权的抗议示威活动。彼时，这股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浪潮，被西方称之为“阿拉伯之春”，寓意民主自由的新希望蕴含在这一浪潮之中。
5年后的今天，“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短暂希望幻影早已零落。面对政局混乱、经济萧瑟、安全堪忧的中东局势，曾经为“阿拉伯之春”命名的西方舆论，开始毫不讳言地转换调门，给如今的中东局势冠以“阿拉伯之冬”的名字。
英国《独立报》在近期的一篇刊文中开始反思：“‘阿拉伯之春’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词语。这个词语让我们认为，当时我们看到的是如东欧国家一般从威权到民主的和平转型。这个不当用词，暗示着导致抗议的政治因素被过度简化了，而革命可能带来的后果又被过度乐观地期待了。”
“寒冬”会持续多久
“5年后，很明显，革命的结果是灾难性的。6个主要的‘阿拉伯之春’爆发国家中的5个（除突尼斯），都导致了战争的加剧或更多的政治上的压制。”英国《独立报》写道。
浏览一下那几个发生革命的国家的糟糕现状，成了所有有关“阿拉伯之春”回顾文章的必须——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内战看不到尽头；在埃及和巴林，相比于2011年以前，专制更甚，公民自由状况更加糟糕；唯有突尼斯迈出了根本性的改变步伐，但恐怖主义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
突尼斯女城管法迪雅·汉姆迪(Fadia Hamdy)，曾是那个点燃导火索的人。2010年12月17日，法迪雅·汉姆迪与水果小商贩博阿齐齐发生矛盾，当天下午，这位小贩在抗议无果后自焚身亡。由此，突尼斯的群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并引起了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效仿。
上个月，法迪雅·汉姆迪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这样说：“有时候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件事情。我为这一切感到后悔。”
如果导火索不被点燃，阿拉伯世界的大变局是否就不会发生呢？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看来，“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事实上是一种必然。1月10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一场“阿拉伯剧变5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李绍先在发言中表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历史性的大变局，是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积累的总爆发，“这场运动是必然要发生的、不可阻挡的”。
“对于‘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不能简单、仓促地评价其是好是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阿拉伯之春’过后，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转型期。”李绍先说。
人们预言，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的这场严冬，将会很长很长。李绍先用“三期叠加”来总结如今中东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随着“伊斯兰国”不断坐大，中东地区原有的政治秩序坍塌，如今中东地区正处于政治秩序崩溃后的重建期。
随着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中东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被严重颠覆，中东地区正进入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重构期。
随着“阿拉伯之春”中所反映出的阿拉伯世界内在积累的各种矛盾的爆发，阿拉伯国家进入政治经济社会转型期。
可以说，跋涉在这场“寒冬”中阿拉伯世界，“道阻且艰”动荡将是常态。
道路选择之迷思
认识到前路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也许并不足够。阿拉伯国家必须想清楚的另一个问题是：到底要走哪一条路？
“后‘阿拉伯之春’时期，许多国家面临着这样一种艰难的选择：到底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还是要建立一个世俗政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驻伊朗前大使华黎明说。
华黎明指出，自从阿拉伯世界开始探索民族国家之路以后，在这一地区曾涌现出几种政权模式：全盘西化的土耳其模式；美国支持下的君主模式（如沙特等国）；延续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强人政治主导下、在社会领域施行世俗化但保留伊斯兰影响的“纳赛尔模式”（如埃及、叙利亚等国）；将宗教与西方民主形式相结合的政教合一的伊朗模式。华黎明认为，很难说哪一种模式是成功的。“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已宣告了“纳赛尔模式”的破产；土耳其如今也有了“去世俗化”的迹象；伊朗模式在中东不受欢迎；沙特君主制王国如今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内部不稳定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则将当前阿拉伯世界几个“转型国家”的状况归为四类：“转而无型”，如利比亚、也门；维持原状（政权形态），如叙利亚；“回归”强人政治，如埃及；民主转型略有进展，如突尼斯。除此之外，诸如约旦、摩洛哥以及海湾阿拉伯诸国，则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推进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动应对“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挑战。上述每种情况的出现，都有其复杂的内外原因。因此，“根据目前的状况，要判断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是否成功，为时尚早。从整体上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转型探索，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王林聪说。
华黎明也表示：“到底要走什么路、选择哪个模式，阿拉伯人没有想好，也没有探索清楚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拉伯世界还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意识形态之惑与恐怖主义之困
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道路，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李绍先认为，阿拉伯世界走出迷思的希望在伊斯兰教身上；而伊斯兰教应解决与现代化结合的问题。但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宗教是否应该、是否能够进行改革，都还存在着争论。
不过，有的人已经这样做了。据媒体报道，埃及总统塞西在2016年年初庆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生日的演讲中，呼吁发起一场“宗教革命”，号召穆斯林领袖们一起协助打击极端主义，修复伊斯兰教在世人心中的形象。
塞西想要发起的“宗教革命”是否能够成功，目前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到的是，它的敌人之一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正在扩大其影响版图，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就是产物之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认为，极端思想的兴起，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其规律可循。他说：“在阿拉伯世界，每逢重大变故发生，总会出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趋势。从‘阿拉伯之春’发生5年来的这个小的时间跨度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世俗主义衰落、伊斯兰主义兴起，极端伊斯兰主义也随之兴起。”田文林指出，从“伊斯兰国”的猖獗作乱可以看出，宗教极端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蛊惑力和吸引力。要阻击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仅靠武力无法解决问题。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也认为，从短期来看，在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全面蔓延的趋势，恐怕也难以抑制。
外力介入之乱
当人们谈论阿拉伯世界未来的时候，不能忽视从外部伸向这个区域的手。
“像俄罗斯和伊朗一样，将‘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失败结果归罪于西方决策者的‘幼稚’，成为一种时髦。”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写道。
不过，在西方面对这样的“时髦”指责时，他们并不完全“无辜”。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廖百智看来，曾极力为“阿拉伯之春”鼓与呼的美国，如今已经改变了策略，从“直接干预”转变为了“间接平衡”，从“主动塑造”转向了“底线原则”。而欧洲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二战以来最大的涌入欧洲的难民潮，正使得欧洲不堪重负，多起发生在欧洲本土的恐怖袭击让人胆寒。
廖百智认为，新近加大了插手中东事务力度的俄罗斯，实则是一个“搅局者”。俄罗斯正试图在其外交困境中将中东作为其与西方进行利益交换的“抓手”。
“5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一个赢家。”廖百智说。
本报北京1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陈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