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很容易形成聚集效益。名师、优秀学生聚集,从而学术成就斐然,于是吸引了更多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学术门阀,学霸,大家都很不满,痛恨,也应该坚决打击批判,它们确实制约了青年人的成长,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圈子”之争,甚至因为“门派”而受到打压。但是,社会各个行业都有类似的圈子,这实际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必然现象。如果从社会组织关系角度看,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江湖”,学术也不例外。
北京大学化学系在全国的学科排名中位列第一,有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有19个长江学者,有38位杰青获得者,这个数字在全国遥遥领先,其他学校只能望其项背了。如果把全国这个领域的专家,奖项细究起来,恐怕北大化学系的影子无所不在。
不久前,拥有全球最著名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Scopus的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了2014年中国高频率被引用学者榜单。文学专业唯一的中国学者,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申丹教授。申丹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其母亲张文庭是钱钟书的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申丹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而当时西语系著名学者李赋宁成为她的老师(后成为北大英语系第一任系主任),最后在她学成回国后还成为她的公公。李赋宁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当初从清华其他专业转入英文系则是受同乡、父辈教授吴宓影响,钱钟书则是吴宓得意门生。李赋宁与钱钟书同为清华英文系毕业,并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同为清华与北大英文系教授。
如果我们看后者如此复杂的师承关系,有可能产生联想,但是,考取北大,并在80年代初以第一名考取公费留学绝不是别人可以帮忙的,论文的高引用也绝不是靠所谓关系师承就能解决的。而如果我们放眼去看民国时期所谓大师,就会发现很多人之间都是亲戚朋友师承关系。因此很多时候,英雄也是“要问出处”,就如当初的大师基本都出自清华北大等少数几所学校一样。
这种现象不止在中国有。诺贝奖得主约瑟夫·汤姆生共培养了7位诺奖得主,费米则培养了6位得主,其中就包括李政道。其徒子徒孙没有研究过,但相信也不少,如果画张关系图,估计很多人都能联系起来。
最优秀的学生一定希望找最优秀的老师,而优秀的学者也希望选择有潜质的学生。如今很多高校,重点学科与名师可以优先挑选学生,而学生也在挑老师。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中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不能完成招生计划的现象,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上线考生不愿意将就学校与专业、导师,放弃调剂。也就是说,一开始,学术上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很容易形成聚集效益。名师、优秀学生聚集,从而学术成就斐然,于是吸引了更多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这种聚集也必然有其负面效益,比如学术门阀与近亲繁殖。
对此,国外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办法。比如在成果评价上双向盲审。即被评价者不知道是谁评价我,评价者也不知道在评价谁。同时,在一些聘用制度上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自己学校培养的博士不能直接留用,即便符合条件,甚至学术成就突出,一般都需要在其他学校或者机构工作多年后,通过竞聘才能回母校任职。
学术评价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评价,既不能惟论文、惟奖项,也不能只强调专家的主观定性评价,是一个典型的复杂评价、混合评价,无法做到清晰的定量评价。因此,无论怎么样的措施,都不太可能杜绝学术门阀现象,以及个别“学霸”的存在,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在很多底线失守的背景下,学术已经不再简单地是学术。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人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的不努力或不够优秀做挡箭牌。更不能出现日前中山大学的那一幕,用拳头去解决学术的问题。
我们需要正视学术界的关系网络,坚决批判一些学术门阀学霸,探索并找到适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的制约门阀学霸的好办法,但更要尊重学术领域独特的师承与马太效应。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污名化正常的学术师承与正常的人才聚拢。
陈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