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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天津
地点：中心公园
记者：胡春艳
零下5摄氏度。天津的魏大姐感觉自己的手脚冻得不听使唤了。
她跺了跺脚，朝手心哈了口气，眼睛不停地扫过面前走过的人们。在她绛紫色防寒服的前胸别着一块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女，1983年，1.64米，铁路部门事业单位，月薪8000元，未婚。”
这里是天津本地人熟悉的“相亲圣地”。每到周末，天津市中心三条马路交会处、这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街心公园里挤满了人。
她换了两趟公交车，9点多钟赶到时，上好位置已被拉着横幅的各色婚介给占得满满当当。
“天儿太冷了，人们比夏天来得晚一两个小时。”魏大姐很有经验，“夏天那会儿，9点一过人多得就挤不动道儿了。”
她第一次来这是2015年夏天。当时她托几个一起晨练的大姐给女儿找对象，老姐儿几个一合计，干脆都到了中心公园。
魏大姐是姐儿几个里来得最勤的，“我闺女哪里都挺好，就是太老实！赖我从小管得太严，总不叫她瞎惹惹（记者注：天津方言，意为掺和）”，魏大姐总觉得独生女的终身大事让自己给耽误了。
“我从来不在婚介那里找，也不给他们留信息。”魏大姐说，总有婚介的人过来，让她登记信息，都被她拒绝了，“谁知道他们拿这些信息干嘛用？”
刚来这里的时候，就有一位同样给闺女找对象的大爷好心提醒她：别信那些中介，100块钱给8个信息，没一个是真的。
“中介也抢活儿，原来还有20块钱给一个电话（号码）的，现在基本上10块钱给一个电话。”魏大姐眼看着这些中介每周在这儿卖信息，也看出些门道。
比如，“今日主推 女29岁（虎）1.63，本科，某医院行政管理，苗条，酷似韩国女孩。征：条件佳（注重学历）外地在津可以”，这条信息都挂了好几周了。
有的家长站在婚介摊前面聊天，会被轰走：“快走快走，别挡着！”
魏大姐坚持亲自给闺女找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能看看对方家长是什么样的人。她坚信，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在跟孩子父母聊的过程中，一来可以筛选出“硬件”好的，二来观察父母的谈吐，孩子的情况就大概能猜出一二。
“男孩儿女孩儿？”这是中心公园的一个暗号。公园是环形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们有的顺时针走，有的逆时针走。迎面相遇，上下稍微打量一下，就先问这句话。如果性别合适，再具体说一下孩子的信息，感觉条件差不多，两个家长就停下，单聊。
魏大姐试了几次，发现一个个问过去太麻烦了。就干脆跟有些人一样，把孩子的基本信息写在硬纸板上，夹在外套外面，路过的人看了觉得合适，就停下来聊几句。
十几趟下来，她发现有几个条件还不错，留了电话。但她没敢留闺女的手机号，都是留自己的号码。有的男孩子打过来，话都说不利索。这些直接就被她排除了。有几个还不错的，就推荐给女儿说是自己朋友家孩子，结果后来就没下文了。她也不清楚闺女到底在想什么。
魏大姐觉得自己把条件已经降得不能再低了：本市人、有房、有工作、个儿头1.7米以上。“可能缘分还没到吧！”她安慰自己说。
在抢生意的婚介机构中，公园里有位免费帮人牵线的常客，62岁的孙大娘。她拒绝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名字。大冷的天儿，她从家骑车大约50分钟才到中心公园，把车支好，取出自制的布标挂在自行车前。为了和那些打着红色横幅的婚介区分，她把布标做成黄色，上书自己的宗旨：“不要钱、不谢谢！”
好多“熟客”围上来。 “我在这儿都五六年了，这些都是我的人！”孙大娘说起话来嗓门挺大，跟她瘦小的身材不太相称。她所说的“我的人”，都是些想托她找对象的人，有的替儿女找，有的给自己找。
总有人过来问，“你这不要钱，是为人民服务吗？”她大声强调：“我就是多管闲事！”
“我不挣这钱，拿这钱我不好受。”她把手插进袖口里，吸了一下鼻子，把脸一仰，说，“不仅不要钱，如果成了，也不用来谢我！麻烦！”
“有合适的、30岁左右的男孩吗？”一个大爷凑上来，想给侄女找对象。“你要嘛条件的？”孙大娘询问了一下女方的“工作、年龄、身高、住哪个区”等条件，从包里翻出两个16开的本子。这是她用白纸自制的记录本，封皮用报纸包着，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许多找对象的信息，是她攒了五六年的宝贝。
她在两个本子上翻了翻，很快找出两个“匹配”的人来，“这俩挺合适，工作稳定，有房，也住南开（区），跟你侄女也离得近。”稍作解释后，见大爷也觉得挺合适，孙大娘干脆地说，“觉得行，就把电话记走，自己联系！”
她得意地说：“这些本子里的好多信息，都在我脑子里了。”
“你看这里面，其实有好多瞎话”，她压低了声音，“比如有的明明住红桥区，非要说自己住和平区。”
孙大娘说，几年前她曾帮自己一个老同事在这找对象，就遇到过坏人。男方长相可以，开着车来的，当时就表示要跟女方单独聊聊。“我那时没多想，就让他俩单独走了，后来我同事跟我说，那男的差点要强奸她，幸亏她机灵，跑了！”
免费登记的信息无法甄别，这也是她“不要钱、不谢谢”的原因之一。“我这就是给牵线搭桥，别找麻烦！”
一旦有人跟她反馈，登记的信息与实际不符，她就在本子上划一个叉，“这就是坏人，不能再介绍了！”
平时，她会在家门口一带的小区里去收集找对象的信息，免费登记，周末再就把信息带到中心公园。她去过天津的很多小区，每到一处只要支起黄色布标，就有不少人主动找她登记。
40多岁的陈姐就是孙大娘的“追随者”，她是外地人，跟老公一起到天津打工生了个女儿，没几年老公“跟别人跑了”。她希望能找个过日子的男人，让女儿能安心上完学。
“孙大姐人太好了！”陈姐不太愿意跟别人交流，除了跟孙大娘。而她，也是孙大娘的重点关注对象。“我就想帮帮她，太可怜！”孙大娘说，平时家里吃不了的挂面、炸鸡腿，总带来送给她。前不久，听说她想申请限价房不够资格，孙大娘还带着她跑了几趟民政局。
“你看我愿意管她这样的，不爱管那些20多岁的小年轻。”孙大娘说。
她有时也拒绝给人登记信息。很多人提的条件特别高，“又要高学历、又要高收入、还要长得好，哪有这么完美的？”她每次都劝这样的父母，年轻人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父母少管。
“还有的，给介绍一个不行，又来，再介绍还不行！”孙大娘说，她每天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结婚就是找个过日子的，你要那么高的条件干嘛？合适就行！”她总结出一条经验：就高不行、就低也不行，找个中间层次的，成功率最高。
在这位“阅人无数”的老人的眼中，到相亲公园要想让别人记住自己的电话并进一步联系，至少得有两个必备条件：得有房，小点儿没事；还得有个稳定的工作。然而，真要结婚，仅仅这两样却不够。她之前介绍过一对，工作也好、也有房子，觉得挺不错就结婚了，可三天两头吵架，男的经常夜不归宿，后来还是离了。当事人又回来找对象了。
她认真想了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觉得，俩人性格合适，应该是最重要的。”
孙大娘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起初来中心公园，她其实是为了给儿子找对象。“我看了好些个，觉得挺合适的，结果儿子都不喜欢。一个也没用上，他自己谈了个媳妇。”
儿子结婚了，孙大娘却干上了义务帮别人找对象这件“闲事”。因为不收费，她没少受婚介机构的排挤。起初，她在831路公交车终点站那儿摆摊，被赶走了。她只能在中介看不上的位置，即使这样，还有人总来找茬吵架。甚至有一次，孙大娘在附近公共厕所里被人从背后用纸篓砸到了腰。
“你说我图嘛？！”她挥了挥手里的本子：“我有时想，如果哪天我不干了，这些个托付我的人，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