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历史关口”的“三大战役”

    进入2016年的中国经济如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形容的那样，是走到了“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去产能”、“去库存”与“去杠杆”三大战役个个都是一场硬仗，最终的成效如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前途与命运。

    只能赢不能输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6亿吨，但钢材需求在6.68亿吨，供需差额近1.5亿吨。与钢铁一样，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经济整体产能过剩已经超过32%。巨大的产能过剩犹如千斤压顶。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6亿平方米，创历史新高。如果加上大量已建未竣工和尚未开工的项目面积，商品房库存量还会更大。基于此，国家统计局最后的统计结论是，一二线城市去库存需近10个月，三四线城市的消化时间为20.1个月。超量的库存似鱼刺在喉。不仅如此，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政府债务已达36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60%左右，其中地方政府债务约为24万亿元，负有偿还责任的约16万亿元。同时据麦肯锡数据，目前中国企业债务达GDP的125%，比2007年翻了两番。与此同时，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正在逼近2%的政策红线，不良率截至去年年底已出现连续16个季度的反弹。过高的杠杆令人战战兢兢。

    产能特别是落后产能的超量堆积不仅挤占了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且导致行业内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仅如此，落后产能的存在还加剧市场供需失衡，助推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行，从而削弱整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力。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下滑46个月。另外，巨大的房地产库存不仅挤占了稀缺的金融资源，构成了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威胁，而且会加速地方政府债务的恶化；同时如果任由地方政府与企业信用的扩张，极有可能在未来3年引爆金融风险。正因为如此，“三大战役”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争。

    有形与无形之手并用

    策应“三大战役”，“降成本”与“补短板”也被高层作为年度新任务提了出来，其良苦用心是通过“降成本”让参与作战的企业尽可能轻装上阵，而通过“补短板”减少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给经济造成的收缩式阵痛，并希望借此再造出经济增长的全新因子。不仅如此，国有企业、财政税收、金融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四大领域的改革也被置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地带予以强化。

    表面看来，无论是国内经济任务的布局还是改革步伐的安排，都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发动，但政府所起到的仅仅是牵引作用，如同一部机器，政府启动引擎后，具体的运转过程就应当主要交给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本着尊重市场、敬畏市场的宗旨，无论是“去产能”的兼并重组，还是“去库存”中营销方式与相关实体的创建创新，抑或“去杠杆”中银行不良资产的改善以及国企改革中股权结构的搭建等，都应该以企业为主体，以微观主体的活动为核心。而政府则将侧重点转向提高行政效率、公平配置资源、保持司法公正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环境创新上来，并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以进一步激活市场。

    但是，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国情以及纷繁复杂的行业背景，资产配置的具体过程中的确又少不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与规制。地方政府要保GDP和财政收入，银行要防止呆账变坏账，“去产能”必然会遭遇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变相干扰，因此自然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强力清障除隘；受到传统“鸡头文化”的影响，企业间资产并购重组更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百般阻挠，国有企业的整合无疑少不了政府的铁腕推进之力；同样，破除行业垄断和引进民资以实现国有股权的重构，更多的时候仍需要政府以强势角色进行引领。在彰显出巨大改革魄力的同时，政府还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毕竟无论是进一步的简政放权，还是“降成本”过程中的减税让利，都需要政府从自己的身上“割肉”，倘若政府没有自我牺牲的气量与精神，改革就只能浅尝辄止。

    出清存量也要调节增量

    客观地判断，无论是“去产能”所需要的专项财政补贴，还是“去库存”过程中给予购房农民的现金直补，抑或“补短板”中需要的资金扶持，甚至包括“降成本”过程中所引起的政府原有税费流失，都直接或间接地给公共财政产生额外的资金需求或者支出压力。因此，在继续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出充沛流动性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更应该延长发挥作用的半径。一个可以参考的政策建议是，在去年16200亿元的财政赤字基础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今年总体上应适度放大财赤规模与占比。若按去年GDP的规模测算，赤字率每提高0.1个百分点即可增加650亿元支出，若在去年基础上提高到3%，一共可增加4500多亿元，赤字总规模将达到两万亿元左右，而且总体风险仍可控。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三大战役”侧重的是消除与减轻存量压力，但抑制增量同样应当成为决策层不可放松的环节，包括停止钢铁、煤炭以及电解铝等传统行业新项目的审批与产能的扩张，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变相叠加，杜绝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的死灰复燃等，否则，经济改革与发展就会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囚徒困境”，未来我们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更大。

    还需强调，在阶段性地推进“三大战役”的同时，制度创新应当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永恒主题。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创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制度，确保不同性质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与资源利用机会的公平；我们需要建立保护“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法律保护与申诉制度，最大程度激发民间商业智慧与经营潜能；我们需要创建必要的资源开采约束制度，以土地数量的严格管理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我们需要健全完善投资者合法利益的保护制度，搭建起有利于资产重组的稳健资本市场。

    还要特别指出，我们虽然启动了供给侧改革，但不能忽视需求侧的力量改善与健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中西部铁路、大型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公共产品建设方面，都是过去30年发展不均衡的欠账，我们需要继续发力和补齐。另外，虽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50%以上，但仍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值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也只有消费累积成应有的当量，中国经济才能最终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内生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