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医院发公函，会让医患矛盾更复杂

    今天因一职工去世给医院发公函，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因职工被盗窃、被欺诈给派出所发公函？如果职工卷入官司，是不是还要给法院发公函？

    1月11日，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工作人员杨冰在北医三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事后中科院方面向北医三院发公函，再加上病人家属在医院的打砸行为，事件在网络上发酵为“中科院大战北医三院”。中科院理化所有关人员回应，之所以发这个公函，一方面是因为杨冰家属的请求，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杨冰在所里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是技术骨干，“哪个单位面对这种情况都会这么做”。（《北京青年报》1月18日）

    单位关心职工的身体健康，在员工去世时表达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本无可厚非。可是，这种关怀限于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单位的表达范围也应限于对职工及其家属。如果是职工和第三方之间发生了什么纠纷，单位直接出头就突破了双方的雇佣关系。“哪个单位面对这种情况都会这么做”的说法，更是违背了现实层面的常识。如果每一起医患纠纷都有患者单位介入，恐怕医患矛盾的僵局会更难收拾吧？

    好在，中科院的下属研究所不是权力机关，“震慑力”有限，北医三院也没必要太紧张。不过，把职工的“私事”，扩大为公对公的“公事”，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发放公函的范围、程序当有明确的规定。否则，今天因一职工去世给医院发公函，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因职工被盗窃、被欺诈给派出所发公函？如果职工卷入官司，是不是还要给法院发公函？

    无论是提出要求的家属，还是发出公函的单位，没有转变过来的思维是：在现代劳动关系下，“单位人”的角色早已被“社会人”所取代。或许，对中科院这一庞大的科研系统而言，因为其体制的相对封闭，“单位办社会”的痕迹仍然很浓，职工仍然习惯从单位获得诸多福利。但是，有关领导应当对单位可以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有清醒的判断能力，尤其要避免“单位办社会”的惯性让单位义务过分扩大。

    平心而论，病人家属“医闹”，在医院打砸，并不是单位所能控制的。单位知情也好，不知情也罢，都没有直接介入和阻止的能力，顶多提醒一下。但是，之前的公函，无形间让单位与职工“维权”绑在了一起，会让人误以为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病人家属有过激维权行为的时候，单位原先一番好意非但不会被舆论所理解，还会被视为给家属“撑腰”。

    职工卷入医患纠纷，单位表达支持员工家属维权的立场，可以有许多方式。比如，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群众组织工会出面，向医疗机构传达对员工死因的关注，就不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再比如，单位也可以在法律资源上予以支持，通过帮助员工聘请律师，或者提供单位律师的方式，合法合理地表达态度。至于像中科院人士所说的给死者一个“评价和定位”，那就更不必牵涉医疗机构，由单位牵头办个追悼仪式，就可以表达人道主义的文明和体面了。

    在医患矛盾从社会上的个别现象，扩大化为一种社会矛盾时，医疗机构和医疗工作者所承受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更多组织和力量的参与，会让本来已经足够敏感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中科院大战北医三院”这起事件，也许可以视为个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由单位介入医患纠纷，所折射出的对医疗机构的集体不信任意识，丝毫无助于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