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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某之所以在短短五年间，连续犯下三桩伤人案，不能不说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护身符”，换句话说，正是这一“刑责年龄”让他有恃无恐，从初犯变成惯犯，终成杀人狂徒。
广州番禺11岁女童盈盈失联案终于侦破，杀害女童的嫌犯韦某（19岁，广西人）已被警方抓获。经警方核查，韦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时年龄未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其在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韦某减刑释放后来到广州市番禺区，至案发前无业。（1月20日《广州日报》）
韦某交代，他是临时起意奸杀了盈盈，但上述报道表明，他之杀人绝非偶然，从其屡次作案的行迹看，他这次不杀盈盈，下次还可能会杀害其他人。
自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首部刑法中规定14周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迄今，该规定已经沿用了37年，其合理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时移世易，当初制定该规定的诸多合理因素，如社会环境单一，青少年受到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多；社会治安较好，青少年犯罪率不高，尤其是恶性案件极少；青少年普遍比较单纯善良；生活条件不是很好，青少年的身心发育较迟等等，现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改善，青少年身体发育早就趋向“早熟”。据初步测算，青少年的发育比20年前，至少提前了2年至3年。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令人忧虑，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阶层对立日趋严峻，色情暴力影响无处不在，严重地影响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导致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犯罪的初始年龄越来越低，犯罪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假如有人认为韦某杀人案属于极端个案，不具有说服力，那就大错特错了。三个月前，湖南邵东县就发生了3名中小学生劫杀小学女教师李某云的大案。案发时，为首的刘某（13周岁，离14岁相差几个月）对两位犹豫不决的同伴说：我们还小，杀人不犯法。时隔不久，邵东县又发生了一男生杀害班主任的恶性案件。另外，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仅以女生凌虐案来说，一些施暴者（同为学生）的手段令人心惊胆寒。
未成年人犯罪呈高发态势，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显示，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到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检察日报》2015年7月1日）但从处理结果看，最低法定年龄恰恰成了很多施暴少年的“护身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免于刑责。
韦某之所以在短短五年间，连续犯下三桩伤人案，不能不说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护身符”，换句话说，正是这一“刑责年龄”让他有恃无恐，从初犯变成惯犯，终成杀人狂徒。
是到调整最低“刑责年龄”的时候了。怎么调？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如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各州普遍降低了“刑责年龄”，甚至法庭上出现过10岁的少年犯。除此之外，按美国法律，即使是未成年人，只要案情后果严重且有前科，也可以当作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处理，并按成人标准定罪和量刑。再如英国，将未成年人划分为不满10周岁、已满10周岁不满14周岁和已满14周岁以上三个阶段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罚，这样区别处罚更科学。
我们为什么不能汲取国外的成功经验，根据社会发展和青少年身心发展变化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最低“刑责年龄”呢？
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