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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说自己生得丑。
她说，自小家里穷没饭吃，上树掏雀子蛋煮，长了一脸雀斑，使她的脸像撒了芝麻一样，有两颗大一点的雀斑就像两滴眼泪垂挂在腮上，加上兔唇，上天简直把所有的丑都给了她。
她因此很自卑。尤其是从安徽省六安市宋大郢村的泥土里，走到大上海的硬化路面上，她自认为丑陋的脸放大了。
赵林出版了第一本自传性长篇小说《蚁群》，“丑”仍然是绕不开的关键词。她叙述离婚后没人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她长得丑了；第二个方面是她长得太丑了。
第一家报道她的媒体把她比作小品里写《月子》的农妇宋丹丹。后来，有电视媒体请她上节目，她推脱说自己“又老又丑”，影响收视率。
赵林的眼皮一只单一只双，女儿露露上网查过，说这样的人都是有才的。女儿在自家的葱油饼店里招呼客人，指着墙上赵林上电视的照片说:“我老妈是作家，全国有名的！”
在网上搜索赵林，职业一栏有两个词：作家、农民。
葱油饼店里只能摆下5套桌椅，过堂风把窗口挂着的毛巾冻硬了。除了做了20年的葱油饼，赵林对汤面手艺缺乏信心。只有当客人把脸盆大的一碗汤喝完，赵林才笑到露出牙龈，“吃完才是硬道理”。
女儿露露一边用力扫地，一边说：“我心比我妈细，我要是做生意地这么脏，我肯定受不了。”
赵林兄弟姐妹5个，她排行老四。10岁下田插秧，田里的水没到她的肚脐眼，远看只当是田里飘着一件破袄。
因为倔，她在家里总是挨打。她的家很乱，屋东头是牛棚，西头是厨房，厨房的窗户对着猪圈。房门是麻杆架子纸糊的，哥哥在门上写了一副对联：麻杆糊纸当房门，挡人挡畜一样行。
小时候家里穷，赵林只上过5年零2个月的学，算上体育老师一共接触过8位教师。每次她去找小伙伴们，人家在写字，她就站在背后伸长脖子看，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一样。
“你可能不会相信，就算我到了二十四五岁时还是想读书。”赵林去年参加了省里举办的作家培训班，听鲁迅文学院和茅盾文学院的教授们讲了10天课。
她喜欢余华、莫言和王小波。她得做200多个葱油饼换一套他们的文集。
“什么是魔幻？就是土豆那么大的东西，写成西瓜那么大。”谈话被来买葱油饼的食客打断。赵林抓起一把面团，三下两下砸出饼的形状，扔到油锅里，白色的饼爆得气鼓鼓的，马上变了颜色。肉末、梅干菜和葱花散落在上面，混合着金黄色的鸡蛋液，赵林拿着铲子翻了两下，用紧裹着手套的手摁着饼子对折。
白色橡胶手套里面的这双手又红又肿，使手指显得短粗。在拿起铲子之前，这双手扛过大包、贩过鼠药、扫过马路、做过保姆、看过厕所、擦过皮鞋……
在上海的翻砂厂，“丑”是指缝里永远洗不掉的泥。
她是中国新时期的第一代农民工。揪着上世纪80年代的尾巴，赵林偷偷准备了行李，跳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家里的云是棉絮一样的一大团飘啊飘，这里的云如骆驼一样大踏步地跑啊跑。家里的太阳是从山那里出来的，又从另一座山那里落下了，这里的太阳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赵林在书里写道，在上海，她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她左肩扛着被子，右肩扛着大米，手里提着袋子，就像春耕时爸爸左肩扛着犁，右肩扛着轭，手里还牵着牛下田的情景。
她嗅着衣着鲜亮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皂味儿，感到沾了人家的光。那时，外乡人在上海并不好找工作，只有抛光厂和农场要人。抛光厂的车间简陋得就像雨篷，飞舞的灰尘如同棉絮。四面都通风，铁锈泛着臭鱼的气味。100多台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砂轮和铁器碰撞冒出耀眼的火花，房梁上落下不知多厚的灰。工人戴着捂耳帽子，白色的口罩早已染成灰色。
在这个自行车大国里，赵林的工作是生产自行车的后座、铃铛和连接车把的零件。她聚精会神地拿起它们，放在砂轮上小心翼翼地摩擦，若人不小心碰到了砂轮，肉就被剐掉了。半天下来，劳动布做成的手套已经千疮百孔。很多做这个工作的人最后都成了缺少手指的残疾人。赵林曾经不慎把膝盖沾上了砂轮，血像喷泉一样涌出。
她觉得自己更丑了。农村人身上的“土”拍也拍不掉。“我是乡下的，我跟人家不能比。”在《蚁群》的首发式上，赵林穿着黑色的棉服，杵在台上。头发绑到脑后在低处打了个结，脸色蜡黄。这个本该是主角的人站在最角落的位置。
“你说我妈那个熊样儿，怎么还会写书？奇了怪了。”25岁的露露是赵林与第一任丈夫生的孩子。
出嫁那天，赵林的嫁衣不红，堂姐把自己的红袄子脱下来借给她。丈夫九斤生得一米九的大个子，不胖不瘦，浓眉大眼，雪白干净。他的字像人一样好看。赵林喜欢识字的人。
露露8个月，分家的时候，因为一个锅盖，婆家一家老小对赵林拳打脚踢。那天，九斤穿着结婚时赵林给他买的蓝色中山装、黑色皮鞋，掐住了她的脖子，一边掐一边喊：“我让你去拿锅盖，你还要锅盖吗？”
赵林浑身颤抖如筛糠一样，耳朵一阵轰鸣，说不出话来。她快把嘴唇咬掉了，只连着一点点皮。从那一刻起，这个南方偏远乡村的农妇决定，离婚。
1991年，他们在照相馆给女儿拍了一张照片，每人留了一张。路上，女儿咯咯地笑着，她一出生便在动荡中，女儿很漂亮，赵林说像父亲，不像她。
谈到如何走上写作之路时，赵林说：“因为在写作里自己可以随意创造，就像是命运的主宰者，我可以捏出各色事物。”她在小说里不用化名，真实的名字让她更有感觉。“在小说里，我想把谁干掉就把谁干掉。”低眉顺眼的赵林忽然来了精神，提高了音量。
一个缺乏美貌的女人，拖着孩子，又是外地人，她跟浙江人相了4次亲，一般人都不要这样的，怕她是骗子，骗了钱就跑了。
第二任丈夫是拉板车的，嗜烟酒如命。长得丑，脾气也不好。他没有固定收入，房子是租的。领结婚证那天，赵林的表情愤愤的。
这时候打工已经风靡全国，打工者肩膀挨着肩膀，行囊碰着行囊，如蚂蚁一样顺着撒满蜜糖的道路，亦步亦趋地前进。赵林在书里写，蚂蚁们磕磕绊绊，挤挤挨挨，有的被磕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摔得半死。有进了收容所的，有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投江淹死的，有爬火车被抓住跳窗跌死的，有急成精神病的。
浙江翻砂厂和上海的抛光厂有很多相似之处，灰尘大，干活儿一天人就变得不像人了，像从染缸里捞出来一样。“吐出来的痰就像一滩黑鸡屎，头发像刷了水泥硬邦邦的”。
2012年，赵林和丈夫在翻砂厂给人做饭。这是少有的夫妻二人并肩作战的日子。他听了赵林“蚂蚁”的比喻，对她说，“我是一只喜欢你的蚂蚁，愿意跟着你爬来爬去。”
不知什么时候，丈夫脾气没有了，连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这正是赵林心中的好男人。
赵林在卖饼的空隙写作，有时灵感和生意一同来了，她会放下笔，拿起铲子。“卖饼和家务是第一位的，写作是第二位的”。
有时赵林写了一段，丈夫就问：“写哪儿了？有没有写我？”
她说：“写了。”
“写我什么？写我爱喝酒吗？你要把我写得坏坏的，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反面教材，让孩子们以我为戒。”
2012年，她的文字第一次拿到了一个小奖，像是苦尽甘来的预告。
一年后，丈夫因肺癌去世，留下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赵林一辈子都在向往高处的生活，现实却不停把她往下拽。
“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快要死了，她想见到一个人，在相见之前，这个人支撑着她，她就不会死掉。”赵林坐在充满油烟味的葱油饼店里，幽幽地说，文字就是她想见的那个人，是她的念想。
88岁的老母亲和兄弟姐妹奚落她：“都这么穷了还写什么书，你不要把脑子用坏掉了！”
她已经三四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上一次回娘家，家里冷清得很，青壮年打工去了，家里只剩老弱妇孺，田地荒芜得不像样子。别人问她在外面忙些什么，她很想吹吹牛，说自己在大公司里当领导，但她卖饼的脸晒得黑，谎话行不通。
她有时像嘲笑自己的容貌一样嘲笑写作：“我写作完全是因为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如果我要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很可能就不会去写作。正如我老家一个女的，喜欢唱戏，她一亮嗓子就把人唱跑了，她自己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嗓子差，还缠着戏班班主收她进剧团，被人当成了笑柄。我也一样。”
赵林说她写书远没有做葱油饼更合适。
写书对她来说是件羞涩的事，比如卖葱油饼的间隙，她看了几行书，要是被人发现了，“就如偷了汉子一样使我面红耳赤”。即便已经写了6本书，她也不敢对人说，“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我来写书”。
“我们就是一群蚂蚁。”她说。为了生存，冒着被踩死的危险，到处颠簸，连人家的锅台也敢爬上去。“我们渺小，渺小得看不上眼，所以才能在夹缝里得以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