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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被杀害后，老根设想过无数种找到凶手的方式。没想到，最终帮他了却心事的，是两枚半截小拇指长的烟头。
它们已经干瘪，黄色的水松纸褪色发白，看起来与被人丢弃的烟头没啥两样。然而，案件真凶的身份信息就藏在上面，一藏23年。
从人们叼起香烟的那一刻起，烟头就被印上一串数十亿比特的生物密码。这些信息来自粘附在烟头表面的嘴唇上皮细胞。在刑事案件中，只要找到这串密码特定的数据节点，就可以在茫茫人海中锁定某一个人。
一个月前，凭借这串密码，江苏宜兴警方侦破了老根家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两枚当年甚至没被视作“有效证据”的“大前门”烟头，解开了这道23年的难题。
“1992年案发时，我们压根儿没听说过啥叫‘DNA’，只是尽可能地提取现场证据。”当年参与侦办此案的技术民警戴崇谊说，“现在技术发展太快了，只要证据保存好，一切皆有可能。”
两枚在工作笔记里夹了二十多年的烟头，让老戴想起那桩命案
2014年一个夏日，戴崇谊从满满当当的办公室书柜里抽出一本工作笔记。这位技术员已经快60岁了，还有半年就要退休。
那些封面一律漆黑的本子记载着数百宗案件的证据鉴定过程。离开岗位前，老戴决定把经手的案子过一遍。
在过去30多年中，他的这双眼睛，“扫描”过无数发丝、掌纹、脚印、车轮留下的痕迹。翻开那本笔记时，倒映在他老花镜上的，是两枚已经压扁的烟头。
老戴一下子怔住了，记忆开始不断回溯。最先闪过他眼前的，是案发现场，鲜红的血液像油漆一样泼在灰色的墙壁上，非常刺眼。
在受害人老根的回忆中， 1992年7月一天半夜，两个年轻男人闯进他家。五十多岁的两口子下楼查看，被正在行窃的歹徒用木棒击倒。妻子在血泊里一动不动，老根装死才躲过一劫。
“那俩人都是男的，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年龄二三十岁，说河南话。”这是老根能提供给警方的所有信息。
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唯一有价值的证据，只有一枚印在年历画上、带有血迹的掌纹。
无锡和宜兴两级警方几乎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侦查。他们在案发地周边先后采集了5000余份指纹、掌纹，并在现场外围进行搜索。最终，两枚烟头分别出现在两公里外的粪坑边和山芋地里。
“凭肉眼就能看出全部价值了。”把烟头装进物证袋前，戴崇谊扫了一眼上面的商标，那个牌子符合警方对嫌疑人“外来务工人员”身份的推测。
那时的戴崇谊还不知道，就在案发前一年，“DNA指纹图谱”技术引入中国，公安部第二研究所已经开始利用这项技术进行亲子鉴定、个体识别等工作。
1985年，年轻的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在实验室意外发现：尽管每个人的DNA差异不大，但在某些区域，存在会重复的序列，每个人重复的次数不同。在与DNA的酶切片段杂交后，可以获得长度不等的杂交带图纹，即“DNA指纹图谱”。
作为第一代DNA鉴定技术，完成检测需要大量样本，必须是一块完整的组织，或者一管新鲜的血液。
“烟头上能提取出的DNA十分微量，当时的技术条件做不出什么结果。”中国科学院首席DNA鉴定科学家邓亚军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公安系统能做的生物学证据鉴定，大多只是查验血迹的ABO血型。“基本停留在蛋白质分析水平。”邓亚军说。
因为缺少线索，这起抢劫杀人案成了悬案。两枚烟头也被戴崇谊装进物证袋，夹进了笔记本里。案子多了，笔记本慢慢挤满了办公室的档案柜。
在和系统数据比对了一年之后，烟头上的信息让真凶从电脑屏幕上弹了出来
老根学着适应一个人生活。
“老伴刚走时，我洋火都刮不着，饭也不会烧。过年过节都要讲这个事儿，我心里哪受得了。”他说。
要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了十六七年还能破的案子，老根会“整个人都欢喜得很”。
只是时间不再等他。他的满头黑发变得花白，挺直的身板佝偻了。再看到破案的电视节目时，他也不再期待了。
那两枚烟头随着刑侦大楼搬了3次家，经历了6任刑警队长。它们一直沉默地躺在戴崇谊的笔记本里，等待有一天，凭借某种方式说出真相。
就在这二十多年里，我国的“DNA鉴定”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2000年后，第一代“DNA指纹图谱”技术逐渐被“荧光标记多基因座STR复合扩增检测技术（简称STR技术）”取代。相比“前辈”，这项技术仅需要少量模板DNA就可满足各种鉴定需要。
恰好就在2014年，无锡市公安局引进了最新的“STR技术”，要求全市公安机关把多年积压的物证送检，两枚烟头踏上一段新的旅程。关于本案的4本卷宗、其他证据也都完整地存放在档案室里，它们和当年的办案民警一起，等待着突破口。
穿越时空，那两张消失在在山芋地纷乱光影里的嫌疑人的面孔，即将变得清晰。
“STR所需要的成本比较小，操作也越来越标准化。”邓亚军说， DNA鉴定“大工程”如今只需要加入试剂，按下仪器开关就可以快速完成。近几年，各级公安系统开始推广这项技术。
在无锡市公安局，沉默了23年的两枚烟头只花了半天，就“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信息。
检测人员先剪下烟头外圈的水松纸，放进清水。接着滴入一种名为“chelex”的试剂。它能自动寻找水松纸分子和嘴唇上皮细胞的蛋白质，将它们紧紧缠住，沉入水底，只留下细胞里的DNA浮在水中。
提纯后的DNA被放入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仪器中。再加入智能剪刀一般的“引物”。“引物”会剪取已经设定的片段，让仪器进行上百万倍的复制，得到大量目的DNA片段。
“这一过程已经实现了标准化，不同种类的‘引物’可以选取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DNA片段，然后进行复制。”邓亚军解释称。
经过编码和电泳处理后，计算机软件会显示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
“我国公安系统普遍采用16个DNA片段的‘引物’。”邓亚军透露。这意味着，人们还拥有一串32位数的“DNA身份证号”。只要数字和系统里已存档的“身份证号”对上，就能锁定一个具体的人。
2014年9月，在无锡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这串从两枚烟头上分析出的32位密码，开始在数据库中进行滚动。计算机不间断比对了近一年，没有任何结果。
碰巧就在这一年间，一枚烟头的主人当了保安，录入了DNA信息。
于是，2015年9月的一天，宜兴市公安局技术中队的电脑忽然响起一声警告音，接着弹出一张照片，提示此人“符合送检物证DNA特征”。
宜兴市警方第一时间收到通知，“非常振奋”。尽管每天都在跟案件打交道，老戴的声音仍有些颤抖：“队里马上调出了当年的卷宗，开始复查此案。”
DNA可能透露人类的一切生命轨迹，事关伦理，但眼下，老戴更关心正义
“保安”在常熟打工，符合当年老根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
惊喜之余，宜兴警方很清楚，确定嫌疑人身份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仅凭数据，只能证明此人当时曾经在案发现场周围出现过，无法确定他就是嫌疑人。”刑警大队队长王华峰说。
很快，老根家挂历上留下的血掌印也和嫌疑人对上了。
2015年11月下旬，在秘密观察了几天后，警方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当年的“年轻男子”头发秃了，却并未忘记手上曾沾染过鲜血，他供述了犯罪事实，另外一名嫌犯也很快落网。
“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我就知道案子会破的。”老根感叹道。眼下，也并非每一个生物证据都可以破获一起案件。
在邓亚军看来，案件中的两枚烟头一直存放在干燥的环境里，保存条件较好。“血液、人体器官等生物证据，如果不及时冷冻保存，很容易变质，里面的DNA也会降解到无法检测的水平。”
不过，第三代“DNA鉴定”技术“SNP”已经开始应用，它能检测更加微量的DNA，这意味着新技术能对毁损度更加严重的生物物证进行检测，“或许以后那些腐败的组织器官也能鉴定出有用的结果了”。
除了更加灵敏，SNP技术也能从DNA中获取更多的信息。“比如辨识出一个人的肤色、发色、虹膜颜色等。”邓亚军说，“以后从DNA中翻译出一个人的样貌也完全有可能。”
无论技术多么先进，老根眼下还是会后怕：“如果当初没有找到两枚烟头怎么办？”邓亚军表示，尽可能全面地提取物证才是技术施展的前提。
“很多时候破案需要依靠一些巧合，但这些巧合也都来自于侦查中对每一处细节的认真对待。”邓亚军说。
不仅仅是破案，“DNA鉴定”也成为一些冤案平反的关键。2010年，在坐了11年牢后，因“死者尸体DNA与案件‘受害者’DNA不符”，河南农民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安徽“张氏叔侄”蒙冤10年后，“DNA鉴定”也成为找出真凶的重要证据。
在美国，自1998年建立了国家DNA数据库后，16年间已经有300多起案件因DNA检测而昭雪，其中20名被冤枉的被告人原本正在等候执行死刑。
在英国，政府建立的DNA数据库包含了上百万人的资料，其中不仅包括罪犯记录，还有很多“潜在危险”但未被定罪的人的信息。
发明“DNA指纹图谱”的杰弗里斯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成就。2008年，他公开表示基因信息的采集和储存已经成为了“令人关注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这并非危言耸听，随着人类基因组的进一步解码，从DNA中获取“一个人的一切生命印记”并不是不可能。这些信息如果被公开，老板们可能会拒绝录用一个在未来有机会患上某种疾病的求职者；学校录取时、保险公司接保时，都会因为一个人的基因信息而重新考量。
眼下，老根还在一个人生活。只是当他对着妻子说话或是上坟时，会告诉她：“老婆子，你安心吧。”
戴崇谊已经退休。对他来说，这宗案件的告破是“职业生涯最好的注脚”。新技术还在故纸堆里奋力挖掘着。干了一辈子技术的老戴相信，那里有也许会迟来、却总会到来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