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青年成长故事

    □在红旗的映照下，小赵的脸红彤彤的，脸颊上还点缀着几颗青春痘。看到小赵那副“青春热血”的模样，37岁的杜海滨也觉得“血在往上涌”。

    □小赵是幸运的，“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机会，被细密地记录下人生关键四年的转变。这样一个活生生的90后青年成长故事，或许比任何的学术分析、义理辩驳、统计推敲，要来得更为真切”。

    □“上大学不谈恋爱”的豪言壮语早已随着成长逝去，而当初“回平遥照顾爸妈”的誓言也摇摆欲碎。小赵变得有点像“愤青”，对越来越多的事情有了“看不惯”的地方，但他知道“愤青不好，容易把自己毁掉”。

    □有人说，“通过小赵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也有一个留日学生说，“第一遍看的时候不敢看下去，但再看第二遍和第三遍的时候，找到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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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人会持续在4年里，把摄像机镜头对着一个平凡的90后少年。镜头里是一个男生从19岁成长到22岁的日常，大多琐屑，或许也没有太出人意料的地方。

    像无数少年一样，他高考、走出封闭的县城、上大学、恋爱、参加社会实践，经历家庭的变故和亲人的离世，开始男生到男人的蜕变。

    这个少年，或者说男生，叫小赵，也有特别的地方。跟踪拍摄他的纪录片导演杜海滨，第一次见到小赵的时候，就是被他的“特别”吸引。那时，小赵带着几个90后在街上高喊着爱国口号。出生于1990年的他喜欢唱红歌，崇拜革命英雄。

    杜海滨对小赵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忍不住把镜头对准了这个带有“爱国”色彩的少年。他觉得，“这也许是天意，上天安排我通过小赵来了解今天的年轻人”。

    随着时间推移，杜海滨发现镜头里的小赵，是难以用任何标签来定义的，也不该被“符号化”。他看到的更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像从泥里面慢慢长大的小树，变得枝繁叶茂”。

    这个同样从热血青春期走过来的70后男人，想通过小赵知道“是什么在影响着一个男生的成长”，以及“他如何被环境改变，成为什么样的人”。 

    循着镜头回首当年的自己，小赵有一种“不忍直视的赶脚（感觉）”

    杜海滨第一次遇到小赵纯属巧合。那是在6年前的秋天，他在平遥古城街头看到几个穿着红色T恤的少年，手里拉着横幅，穿梭在游人中间。横幅上写着：“2009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90后爱国游行”。

    更打眼的是站在横幅前的一个男生，扛着一面国旗，声嘶力竭地喊着“中国加油”。喊到激动的时候，他朝空中抡起拳头，抬脚跳了起来。

    这个情绪高涨的少年就是小赵。在红旗的映衬下，他的脸红彤彤的，脸颊上还点缀着几颗青春痘。看到小赵那副“青春热血”的模样，37岁的杜海滨也觉得“血在往上涌”。

    “难道90后不应该宅在家上网，或者在街上跳街舞？”杜海滨觉得自己“完全不了解90后这代人”。

    小赵的爱国游行显得并非偶然，那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举动。他计划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组织60个90后上街“爱国游行”。

    到了计划中的2009年9月20日10点01分，小赵带着少年们上了街。原本安排的60个人，变成9个，这令小赵“不禁惆怅”。但少年的惆怅，随即被他自己身上迸发出来的热情冲刷掉了。

    初次相遇后，小赵成为杜海滨“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形象”。第二天，杜海滨把小赵约出来见面。

    小赵对着镜头丝毫不认生，还唱起了他喜欢的《九九艳阳天》，也就是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插曲。这部老电影上映于1957年，讲的是战争时期年轻军人的爱情故事。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哎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那河边。”19岁的小赵声音清亮高昂，边唱还边用手指敲着桌子。

    “我特别喜欢革命年代的老歌曲，比如《南泥湾》《我的祖国》，听着有一种舒心的感觉。”小赵坦露他的爱好。他初三那年在电视上听到“红歌”和革命样板戏，一下子喜欢上了它们。

    小赵还很崇拜毛泽东、切·格瓦拉这些革命领袖，“喜欢他们身上的那种激情”。

    那场90后爱国游行在当地带来的影响不小，小赵写的爱国游行随笔还登上省级报纸。由于过于激动，他双手摊在键盘上时，“难以理顺策划此次活动的思路”，而且文章也写得“过于凌乱，甚至语无伦次”。

    强烈的表达欲驱使小赵不放过任何表达自我的机会。他用一些大词和接连的感叹号来解释他游行的初衷，“躁动的激情与想法终于碰撞出火花，90后的我们是该行动了！90后的我们同样具有爱国热情、同样可以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热情继续燃烧在小赵20岁这年。杜海滨再次从镜头里看到小赵，是他的另一场游行。这次，小赵独自上场，穿着一身旧式绿军装，挥舞着国旗，高喊“中国加油，还我钓鱼宝岛，放我船长”。

    他的高呼引来街边游客的附和、欢呼，还有几个年轻女孩围上去跟他合影，对着镜头一齐喊“中国加油”。

    不过，也有人问小赵“你这干一天多少钱”。这令小赵“怒火中烧”，还对着镜头暴了粗口：“真他妈想揍他一顿。”

    那天，恰好有电视台记者经过，小赵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并且刻意拖慢语速对着话筒说：“今天是中秋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全国人民团圆的日子，但是就在这期间，在今天，我们的船长仍然没有放出来。”

    再次触动小赵上街游行是发生于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这件事不仅在生活于山西古城的小赵身上产生震动，还曾引发各地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而参加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振臂高呼着爱国口号，但也有混杂在游行队伍中的人使用了暴力，打砸日系汽车、商场和日式餐厅。

    说起发生在各地游行中的“打砸抢”，如今已过25岁的小赵对此嗤之以鼻，“根本都不是什么爱国行为”。

    到了2015年，杜海滨的纪录片《少年小赵》完成。循着镜头回首当年的自己，小赵有一种“不忍直视的赶脚（感觉）”，而他最不能直视的，是被导演最初从人群中发现的画面，“曾经的自己怎么会是这种样子”。

    杜海滨却被那时的小赵打动了，他觉得小赵虽然还“迷迷糊糊的”，但是这个90后和他的爱国都“很真诚”。

    从少年走过来的杜海滨理解小赵的“狂热”：“男孩儿到这个阶段，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会变得激情和热血。他们需要释放，觉得要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很厉害。”

    不同的是，“有人在青春期遇到了周杰伦的流行歌曲”，而小赵在青春期遇到的是革命老歌。

    这样一个活生生的90后青年成长故事，或许比任何的学术分析、义理辩驳、统计推敲，要来得更为真切

    正值高三的小赵染了一头黄发，风格颇似21世纪初期流行的“洗剪吹”，还喜欢穿着迷彩裤和印着伟人头像的运动衫，骑着二八大梁自行车在古城里逛荡。

    那时的他已经萌发出“拒绝平庸”的志向，不喜欢“埋没在人堆中显现不出自己”，他号称“社会是个大舞台，必须让别人认同你，看好你，为你喝彩”。

    而仅仅凭借那些哪怕已经轰动到报纸上的举动，小赵未必能得到家长和老师的看好。小赵知道，眼下唯一可以证明自己的事情，还是高考。

    上高三的小赵每天对着教室墙上贴着的标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早起在城墙上背诵“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晚上在书桌前伏案默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临考前，小赵还特意去文庙烧香，拜孔子像，在金灿灿的“祭天签名榜”贴上自己的名字。他来回跳了21下“龙门”，并安慰自己跳完了“啥都有了”。

    事与愿违的是，小赵第一次高考失利了。这次失败是20岁的小赵人生中遭遇的最大一次打击，父母对他的前途也很担忧。而这还关系到家族荣誉，因为小赵家3个兄弟，“只剩他一个读到高中”。

    小赵决定“补课”再考一年，他从没想过要上三本和专科，尤其是专科，觉得“实在太没脸面”。后来家人托关系“跑上跑下”把他送进了职业学校复读班。

    复读生小赵自感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光辉人物了”。他是个文学少年，喜欢写作，爱好摄影，曾在学校“身兼数职”，“学生会和校报社都是他曾经辉煌过的地方”，“巅峰”时候在每个班里作过“巡回演讲”。后来他还被吸纳进县文学协会，“拥有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但昔日的“辉煌”在高考失利面前骤然失色，有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伤。小赵有段时间不出教室，见熟人就躲，变得沉默寡言。

    “卧薪尝胆”一年后，小赵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成为家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爸妈拿着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像孩子”，小赵也有种“状元夺魁”的感觉。

    家人在酒店给他摆酒席庆祝，亲朋们举起酒杯恭贺他“鹏程万里”，小赵兴奋得“腿脚不听使唤”，说话舌头打转儿，但还要“故作镇定”。

    在同学的怂恿下，他喝了带有成年标志性意义的白酒，晃晃悠悠地站在椅子上大呼小叫。有两句话他至今记得，一句是“我上大学一定不找女朋友，我要好好学习”，另一句是“我将来还要回平遥，还要照顾我爸妈呢”。

    他还对着镜头信誓旦旦地说：“上大学一定不能堕落，把自己的成绩搞好干出一番事业来。”

    此时的小赵觉得自己的人生暂告一段落，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高喊爱国口号而引人注目的少年。他问杜海滨：“我上大学了，要好好学习了，你是不是就不拍我了？”

    杜海滨却说：“片子貌似可以真的开始了。” 

    对于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说，那更像是一次“冒险”，因为能拍到什么完全未知。而杜海滨的“冒险”持续了4年时间，从两次高考到大学二年级，从平遥到成都，他跟拍小赵40多次。

    一位名叫张钊维的业界人士说：“在纪录片领域，要表现人物的成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的障碍，就是时间。因为成长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有意思的变化。”

    在他看来，小赵是幸运的，“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机会，被细密地记录下人生关键4年的转变。这样一个活生生的90后青年成长故事，或许比任何的学术分析、义理辩驳、统计推敲，要来得更为真切”。

    上大学一定要做两件事，一是参加学生会，二是谈场恋爱

    用小赵的话说，上大学就像是“打开了一扇跟世界接轨的门”。

    去成都上大学，是20岁的小赵第一次出门远行。进火车站时，“七大姑八大姨的”全部到站台上送他，“场面极为隆重”。

    意气风发的小赵背着行军背囊，打着铺盖，扣着脸盆，风风火火地上了火车。

    火车将小赵带入人生的新阶段。学长跟小赵他们新生说：“上大学一定要做两件事，一是参加学生会，二是谈场恋爱。”

    这两件必做的事，小赵一件也没落下。他的身影活跃在院系和校学联当中，往日的“辉煌”逐渐重现。

    对小赵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初恋。虽然小赵曾酒后豪言“上大学一定不谈恋爱”，但是感情这事毕竟“不由主观”。

    刚入学，小赵喜欢上班里一个叫小蒋的女生。小蒋是四川姑娘，性格直率大方，而且学习好。 

    恋爱中的小赵变得比往日多愁善感，会在午夜丢失睡眠，在微博上感慨“苦也过，爱也过，风风雨雨不归路！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

    他曾以为很“牛气”的东西，在小蒋那里却“不大灵了”。比如他“最帅”的迷彩服、军用手表、作战靴，他喜欢的红歌和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并不能入小蒋的眼。

    小赵采取“紧贴”战术，频繁约小蒋吃饭、在草坪上打牌，骑着小摩托车在夏夜里兜风，趁着天黑在校园里散步，俩人渐渐走到一起。

    慢慢地，小赵发现小蒋个性强势，而且经常数落他。小赵自感在朋友中间很受“尊敬”，但在女友那里却被说成是“一坨屎”。

    面对女友劈头盖脸的责骂，小赵一般会“笑笑”，或者“忍了”。小赵一脸络腮胡，“面孔长得着急被人叫叔叔”，外表看着有些粗狂，但在女友面前显得“弱势”。

    在很多方面，小蒋改变了小赵。山西人小赵原本有一个依恋故土的胃，走哪儿吃饭都会拎着一瓶醋，为此小蒋总嘲笑他。但跟四川女友在一起后，小赵拥有了一个适应大江南北各个菜系的胃。连语言都变了，小赵可以自如地在家乡话、普通话和四川话之间切换。

    小赵说，恋爱让他“心智更成熟”，也学会了照顾人。

    当下的小赵用影像重温当年的少年小赵，他最感动的地方之一，就是这段初恋。

    小赵开始追求“心灵的旷达”，看外面的山山水水，结果一路“跑野”了，“挂科挂得惨不忍睹”

    小赵用照片记录下充满仪式感的一天，那天是2011年9月5日，学摄影专业的他有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单反相机。

    穿着军仿汗衫的他，特意站在它们旁边，隆重地合影一张，载入他人生的史册。

    电脑和相机耗资1万多元，是打工的父母节衣缩食凑出的钱。出身农村家庭的小赵上大学申请了助学贷款，但头两年的生活费也得家里人资助。为此，老家正在盖的新楼暂时停工了，父母多年不添新衣，弟弟中途辍学打工，奶奶拾破烂儿攒的零钞也塞给了他。

    伴随着“与日俱增的愧疚感”和报答父母的决心，小赵打开了笔记本电脑，端起了相机。

    互联网打开了小赵与世界“接轨”的另一扇门。在网络上，小赵终于与同龄人喜欢的周杰伦“相见恨晚”，也听到了来自韩国的《江南style》；他看国内的文艺片和外国的纪录片；他还了解到“文革”和红卫兵，对历史话题侃侃而谈。

    小赵不再满足于老师在课堂上“一言堂”。尽管立下好好读书的志向，但他仍然禁不住在炎炎夏天，趴在课桌上呼呼睡上一觉，汗水和口水齐齐地流淌。

    大学生活渐渐“麻木”起来。有一天小赵上课途中，等红灯百无聊赖时，忽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上大学为了什么？”

    他脑子里蹦出的答案是：光宗耀祖？活得出人头地？

    “都是陈词滥调，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和清晰的答案。”小赵困顿了。他还想起爷爷说的一句话，“现在大学生像撒下的豆子，遍地都是，大学生不值钱喽！”

    当晚小赵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深思，似乎幡然醒悟：“漫漫求学路走得太过匆忙，太过急功近利，就像小沈阳苏格兰裤腿一样，跑偏了。”

    不再是新人的他还在微博里抱怨“学习了这么长时间五花八门的理论和各种牛逼技术，忽然有一天回头看，都不知学了个啥”。 他暗暗打算跳出学校制定的“培养方案”，于是目标调整为“只要不挂科，想做什么就去做”。

    小赵开始追求“心灵的旷达”，端着相机开始往学校外跑，看外面的山山水水，他去了阿坝州、桂林、大凉山、北京和上海。结果他一路“跑野”了，“挂科挂得惨不忍睹”。但他自称从未后悔，豪气地说“自己选的路，自己跪着也要走完”。

    昔日热血的小赵又“复活”了，只不过这次用行动代替了口号

    “时间就像一把杀猪刀，一刀刀地剁，一刀刀地切”，在青春易逝的感慨中，小赵迎来2012年。这一年，是小赵自感“人生中变化最大、最多和最快的一年”。

    先是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去大凉山支教。昔日热血的小赵又“复活”了，只不过这次用行动代替了口号。

    他满怀着“用15天去改变大凉山孩子一生”的单纯热情，对着摄像机镜头，背诵出如同复印在他脑中的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伴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振聋发聩，他把自己“点燃”。

    坐火车，又倒了两趟汽车，接着翻过几座大山，沿着羊肠山路爬到山顶，小赵带领的支教团队到达凉山彝族自治州库依乡依子村的小学校，一座仅有4间屋的土坯房。

    对于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封闭山村来说，村里来了大学生是大事。脸上挂着新奇感的小年轻、背着襁褓婴童的妇女，趴在学校的窗户边上，探望教室里头的闹闹腾腾。衣衫破烂、浑身弄得脏兮兮的孩子抓着泥巴，光脚踩地上的饮料瓶，还有人把脑袋凑到摄像机镜头前。

    无论对小赵，还是有多年纪录片拍摄经历的杜海滨来说，大凉山都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外界用“贫穷”“毒品”“艾滋病”和“交通不便”来描述这里，一篇被称为“最悲伤的小学作文”令人唏嘘感叹。

    对小赵在大凉山支教这段经历，杜海滨用的镜头很多。作为小赵的观察者，杜海滨在大凉山隐隐找到了这个少年命运的另一种映照：小赵成长的起点，也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

    上大学之前，小赵一直生活在老城墙围起来的千年古城里，每天踩着石板路，对着远处的角楼，生活半径没踏出过平遥县城。

    小赵从小学习成绩平平，初二时开始“堕落”，学会了上课睡觉、逃课上网，痴迷于网络游戏。 

    极度厌学的小赵辍学了，“沦落”成为一个“无药可救”的顽劣少年。直到有一天，平遥古城办了一个大活动，名叫“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一年的颁奖典礼在城楼上举行，好奇的小赵爬上城墙钻了进去，看到“霓虹闪烁、花花绿绿的照片和裙衩开得很高的礼仪小姐”，一缕新鲜的空气穿过厚厚的城墙透了进去，他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

    小赵喜欢上摄影，就此摆脱网瘾回到学校，直到上大学读了摄影专业，有一技傍身。他感叹，如果不是在叛逆期找到了一个正当爱好，自己可能就像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那样，成为游荡在乡村或城镇的“盲流”。小武是电影里的一个人物，靠偷窃为生，是县城无业游民的一个标志性虚构人物。

    初进大凉山的小赵身上满载“播撒希望种子”的热血，他想让当地孩子明白“知识改变命运”，试图教给他们汉语拼音、九九乘法表和来自文明社会的卫生知识。

    小赵打算给学生们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在他多年的教育经历里，升国旗唱国歌是必不可少的爱国仪式。他下山去县城买了一面国旗，找了几根竹竿、绳子做成旗杆。他教孩子们第一次学唱国歌，声音高亢嘹亮，节拍打得雄壮有力，仿佛又回到他热血翻涌的19岁。

    那时的小赵认为，“爱国是一种责任”。

    小赵变得有点像“愤青”，对越来越多的事情有了“看不惯”的地方，但他知道“愤青不好，容易把自己毁掉”

    大凉山支教是小赵第一次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另一个群体对话。3年后，他还会在日志里怀念这段经历。

    2012年是小赵的转折之年，他经历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拆迁，二是爷爷去世。

    为了发展旅游业，平遥古城在拆拆建建中更新改造，这次要拆到小赵爷爷家那一带。

    小赵家做好了为平遥发展让路的准备，接受了拆迁的事实。但真到推土机开到家门口的那一刻，老屋崩塌的场景仍然给小赵带来震动。

    那天中午，小赵跟朋友喝了点酒兴致很高，一路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回到爷爷家，那是小赵出生和童年记忆最饱满的地方。

    他刚架上相机准备赶在拆迁前给老屋留些影像的时候，看着不远处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小赵对着杜海滨的摄像机说：“我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不会是来我们这儿拆了吧。”

    推土机是来拆房子的，但拆的是爷爷邻居家。在淅沥沥的小雨中，披着雨衣的小赵把相机对准推土机。隔着镜头和斜风细雨，看着推土机铲掉房顶，墙土坍塌、瓦块脱落，小赵流泪了。

    第二天，小赵对着屋外的一大片瓦砾刷牙。他满脸麻木地吐着牙膏沫儿，茫然地走在砖块和碎瓦之间，心里有种巨大的“无力感”。不久后，小赵家也毫不意外地接受了拆迁。

    “上大学不谈恋爱”的豪言壮语早已随着成长逝去了，而当初“回平遥照顾爸妈”的誓言也摇摆欲碎。家乡和小赵在变化，这种变化令他产生了“回不去”的疏离感。

    他自感家乡没有他赖以生存的东西，“没有专业用武之地，没有大的平台和空间，也没有土地”。

    这一年是多事之秋。房子被拆掉半年后，小赵爷爷离世了。在小赵心里，爷爷的离世跟拆迁有着“逃不开的干系”，他觉得“毕竟老人家在那里住了一辈子，猛然搬走，还是影响很大”。

    事儿赶着事儿。小赵跟小蒋的感情进行得也不大顺利，俩人分分合合。 

    小赵理了一个光头，这样的形象加上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令人觉得他变得有点像“愤青”。他对越来越多的事情有了“看不惯”的地方，他谈论着官员因贪腐被查处的新闻，对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感到忿忿不平，有时又想把教育体制“乱骂一气”。

    “只有背影没有背景”的他对未来前途产生不确定感，甚至想到找个算命先生给算算“前程和运程”。

    小赵也会骂自己“嘴贱”。他有时会想起“骂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反而让人说成愤青”，一再告诫自己，“愤青不好，容易把自己毁掉”。

    这个少年小赵呈现出我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就是我的生命全部

    杜海滨对小赵的影像记录终止在2012年这一年。3年后的2015年，纪录片《少年小赵》开始在各地放映，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屏幕认识当年的小赵。

    他们中有的住在北京、杭州和上海，也有的来自香港或者留学海外。有的人是跟小赵一辈的90后，也有比他大几轮的中年人。

    有人看了这部纪录片说，“通过小赵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也有一个留日学生说，“第一遍看的时候不敢看下去，但再看第二遍和第三遍的时候，找到了共鸣”。

    很多观众想知道现在的小赵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停留于愤青状态。在不久前杭州的一次放映会上，小赵现身了，与镜头里的那个少年“会合”。

    小赵已经不再青涩，长得愈发“着急”，唇上和下巴留着浓黑的胡子，耳垂上还缀着一对耳钉。当天，他穿着皮夹克、牛仔裤和马丁靴，包着黑色头巾，后脑勺一缕头发还特意留长，束在后面。

    一个女生问他：“你在片里一直穿军装、迷彩服，今天为什么没穿来？你是愤青吗？”

    面对如此直接的提问，小赵淡淡地回答：“迷彩好几年没穿了，那时候穿得很帅。等过了那个劲，就不怎么穿了。为什么非得穿迷彩？我平时就这么穿的。”

    他接着说：“愤青只是某个时间段，冰山一角，但不能说是这个人全部。这个少年小赵呈现出我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就是我的生命全部。”

    镜头始终无法追赶上小赵的变化。小赵大学毕业已经半年，他没有如父母所愿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赶上创业大潮，在成都开了家影像文化公司。

    在岁月和结结实实的生活面前，愤怒退居下风。小赵逐渐向现实靠拢，接拍各种商业宣传片，希望“让家人过得更好一点”。他坦承“经济压力蛮大的”，除了养活自己，眼下还要还大学贷款。

    小赵的人生像钟摆一样，有时也会摆到理想的那一面，就是拍他心目中好的纪录片。自从大凉山支教后，小赵每年会重返那里，采访一些人，拍一些镜头。他没有当年试图去“改变”的无知无畏，而是选择做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还反复说“不要把价值观强加于人”。 

    小赵自称不再做一些“流于形式”的事情。他的“大凉山公益影像”持续了3年，拍摄了一些彝族同胞的肖像，再寄给他们。他还联系公益组织，在当地援建了一所学校。

    人们对小赵的疑问总是绕不开“爱国”。“爱国是什么”，也是过去4年来，杜海滨反复问小赵的问题，而小赵回答起来总是不假思索。

    但这次，小赵的回答显然经过审慎思考，他说：“爱国是一个简单又抽象的概念。简单是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就教导我们，爱国是一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积极的、向上的、毋庸置疑的。而抽象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社会不断深入认识，每个人对爱国的定义不一样。”

    小赵说他依然爱国，他爱“山川河流、故乡、亲人”，那些伴随他成长，又总是赶不上他步伐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