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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这是一个关于时代大潮与个人心灵的故事。1985年，一批本职工作是药店职员、校办厂财务、丝厂员工、卖猪肉的、打酱油的小镇青年，联合起来办了一本文学杂志，从此，30年不断。
30年过去，他们经历了经济腾飞，也遭遇了下岗、转制等剧变，“校办厂”“兵团丝厂”“文学青年”这些名词走入历史，个人的满头青丝泛出花白。只是不论世事如何转变，手中的笔，到底没有停。
在经济发达的濮院镇，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是长久不变的。镇上新楼盘一个接一个，新建没几年的28层高的“国贸大酒店”已略显陈旧。这里满街都是羊毛衫的店面。哪怕是在镇上住了30多年的老居民，都说不清濮院现在有多少家羊毛衫厂，只觉得“天上随便砸个东西下来，就能砸到个‘老板’”。
但在浙江省嘉兴市这个“一年一个样”的繁华小镇上，有一些东西，30年没有改变。
那是一本文学杂志。
1985年，原本在桐乡烟糖商店负责打酱油的杭州知青周敬文成了濮院镇文化站的新干部。他拜访了镇上热衷于“爬格子”的青年，从国营肉铺、药店、校办厂、兵团丝厂乃至田地里，把这些人一一揪了出来。第二年，这些年轻人合作创办的期刊《梅泾文学》诞生。
那是一个文学杂志“遍地开花”的年代，在《梅泾文学》上一任主编张治生的记忆里，那年头，濮院附近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一本自己的文学杂志：乌镇有《访卢》，桐乡有《语溪》，石门有《缘缘堂》，崇福有《崇德文苑》……
在随后的30年里，小镇濮院的文学青年们既经历了文学的启蒙，也经历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遇上了经济腾飞的时代，也遭遇了下岗、转制等剧变。当“校办厂”“兵团丝厂”“文学青年”这些名词走入历史，粉墙黛瓦的传统民居一片片被崭新的钢筋混凝土楼房所取代，满头青丝泛出花白，他们手中的笔，却一直没有停下。
2016年年初，一口气数完上世纪80年代濮院附近乡镇的文学杂志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张治生轻轻摇了摇头。
“它们都趴下了。”他说，“只有我们，30年不断。”
“你如果写一首小诗，七八行，在报纸上一登，大家都崇拜你”
最新一期的《梅泾文学》足足有116页，是在2015年11月出版的，期刊里有回忆濮院往事的散文，有小说，有诗歌，甚至还有一部音乐小品剧。这是30年来的第33期《梅泾文学》，这一期杂志上许多作者的名字，也曾出现在30年前第一期文学社杂志中。
这恐怕是1985年夏天，奔走在濮院镇的文化站干部与文学青年都想不到的事情。
现任《梅泾文学》主编王立还记得，当周敬文跟着濮院镇上卖猪肉的文学爱好者沈冠生找上他的时候，只说“欢迎大家到文化站聚一聚，走一走”。到了约好的“活动”那天，他第一次踏进文化站，见到屋里有20多个“文学爱好者”。当年，小镇濮院人口不过6000多。
文化站是江南老式的木结构房子，白墙，黑瓦，空落落的屋顶上还悬着一台“吱嘎吱嘎”的吊扇。周敬文自掏腰包买了两个大西瓜，大伙儿自带茶水，聊文学，交流彼此的作品。
王立心里挺高兴，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个了”。
那时他才20岁出头，只有一纸小学文凭。他从16岁起就在濮院小学的校办厂里当财务，工作之余，他写作、投稿、读一间又一间的函授学校。
急于补文化课的人不止他一个。1985年，当老朋友周敬文找上门来的时候，张治生还在濮院镇上的国营药店里忙着抓药。之前有那么两三年，他最规律的活动，是趁着上午晒药材的空闲时间，守着药店里唯一一台录音机，等待广播电视大学准时开课。
快40岁的人，跟着广播里的指导，一个字一个字捡起“爬格子”的技巧。
“那时候大环境有利。”张治生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都开始恢复，身处江南乡镇的青年对文学热情非凡。“你如果写一首小诗，七八行，在报纸上一登，大家都崇拜你。”哪怕小小的“豆腐块”文章，几个好朋友互相“传来传去看”，大家都会“很激动”。
原因很简单：“喜欢嘛！”
此前，张治生最后与文学有关的记忆，便是在中学里担任“语文课代表”的职务。他早知道自己能写文章，可是因为“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张治生记得清楚，那是1965年，还没等毛主席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中央已经有文件下来，濮院镇委的人给青年做工作，告诉他们：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三五年后上来当干部，“中央有这个精神的”。于是青年人们写了大红的决心书贴到镇委镇政府，被敲锣打鼓地送下了乡。
“文化大革命”一搞，“乱掉了”，张治生没法再回镇上，在乡下一待就是十来年。
那时候他认识了下放在濮院的杭州知青周敬文，知道对方心里“也有一个文学梦”。1985年，当周敬文被派回来当文化干部，他几乎不假思索地与他站到了一起。
卖猪肉的沈冠生也是濮院有名的文学爱好者，每天下午两三点，国营店里的猪肉卖得差不多了，他就踩着脚踏车，把濮院周边的四里八乡都转一圈，见什么新鲜事儿，就写成消息，供稿给镇上广播站。
一条消息能换五毛钱稿费，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丝厂职工董君莲则是通过打酱油认识周敬文的。那时候她还在读中学，发现桐乡烟糖店里这个“打酱油的杭州知青”不简单，“懂文学”，便老是出门“打酱油”。对方告诉她：你不是对戏剧感兴趣吗？去读莎士比亚，去读老舍！
“他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董君莲说。
董君莲从小没读过什么正经文学作品。懂事以后，她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大院里万众一心烧毁“反动书籍”的场面。
为什么要烧书呢？年少的董君莲不明白。她偷偷从待处理的书堆中救下过一本《红旗谱》和一本《红岩》，藏在家里的棕绷床下，读得心惊胆战，唯恐被父母发现。后来她在学校的作文写得好，被老师挑出来一字一句地改；说起来是批评，董君莲心里有数，老师是绕着弯儿在指导她。然而这个老师也很快“犯了错误”，从学校中消失了。
直到最后，她在同学家看到一本封面泛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
很多年以后，文学作品《白鹿原》中的一段描写让董君莲想起初读《梁祝》的自己：“黑娃把冰糖丢进嘴里，呆呆地站住连动也不敢动了，那是怎样美妙的一种感觉啊：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起来，竟然哇地一声哭了。”
她觉得自己读书就像黑娃第一次吃冰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在问，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东西呢？
现在，这些美好的书页、语句都可以尽情阅读、自由书写。1985年，董君莲在丝厂的工作清闲，有很多时间去研究写作，每个月都有一天，她能与文学社的同好们一块儿讨论书籍，为了彼此的文章争论。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听着广播里领导人的讲话，她曾经“心潮澎湃”地想过：文艺的春天要到来了。
“我们这个杂志肯定是‘下里巴人’。”张治生说，“可是就像自己小孩一样，这么看着，蛮宝贝的”
几乎每个文学社社员都有一肚子投稿失败的经验。张治生的经验是，那些正规杂志，“我们这些乡镇上的文学爱好者基本打不进去”，他只能找些“级别比较低”的报纸投稿。王立的每篇稿子都要抄写10份，工工整整、一字不错地寄出去，要是有退稿，赶紧换个信封再投一家。董君莲在1977年被下放到濮院乡下，要投稿，得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回到“街上”才有邮局，下雨天，她常常走得全身都是泥。
“痴迷。”王立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人一旦入迷了，还有苦吗？没有了”。
张治生常常抱着孩子去看电影——为了写电影评论。当时影院里有规定，当业余电影评论员，可以不花钱看电影。张治生就常常趁着爱人上夜班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影院，能省下两三毛的电影票钱，也挺好。
文学社聚会了快一年，周敬文和张治生商量着，把社员的作品编个选集。
按张治生的说法，“见铅字”是一件“蛮光荣，蛮让人羡慕”的事情。稿子在外面登不了，“能在社员作品集上登一下，感觉也不错”。
要知道，那时候，“投稿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1986年4月，文学社的《社员作品评奖集》问世了。“纸张是讨来的，油印机是去丝厂里借来的，一张张的纸页放在长桌上，一页页拿过去，用订书机订上，书脊上涂上浆糊，再加上封面，就成了一本杂志。”张治生回忆说。在缝纫机零件厂工作的苏惠民擅长刻板，包下了杂志的美工工作，其他人有兴趣就去帮忙，有人整理书页，有人推油墨滚筒，每次四五个人就能装订出一期杂志。
第二期的时候，社员作品集的名字正式定了下来：《梅泾文学》。
“梅泾”是濮院的古称，也指濮院镇女儿桥下的古梅泾港。这条河穿镇而过。很多年后，王立才在书中得知，过去，镇上的巨族濮氏曾疏浚梅泾，并在河两岸遍植梅树。梅花盛开之际，每当清风徐来，便有花瓣点点落入河中，让那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梅泾”。
“我们这个杂志肯定是‘下里巴人’。”张治生说，“可是就像自己小孩一样，这么看着，蛮宝贝的。”
这一发，就是30年，没有一年中断。
历史上，濮院曾经是个充满人文气息的镇子。元代至正十年，镇上的大家族濮氏曾邀请当时东南沿海500多个名士集聚濮院，写诗作文，并请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担任“主评裁”，留下一本《聚桂文集》。“从那以后，600多年了，再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情。”王立说。
文学爱好者们普遍没有注意到，濮院周边涌动着新的时代之音。现在董君莲回想起来，1980年她还在下放的时候，就穿上了粉红色的高领羊毛衫。路人看到了，会问她：你一定是濮院镇上来的人吧？只有那里有这么好看的样式。
也有人在背后闲话：穿成这个样子，一看就不是好好干活儿的人。
董君莲也确实没心情好好干农活儿。每晚劳动结束后，她在屋子里偷偷地“爬格子”，等待下一个休息日，步行两小时，去镇上把稿子寄了。她最忧心的是，自己写的是剧本，常常超重，邮费不低。
人们认认真真地对待“文学”这桩事。当年在学校里当代课老师的姚海松是跟着王立加入文学社的，在第一期杂志上，他登了一篇小诗歌，主题是“脚”，周敬文几乎帮他修改了每一句话。
四里八乡的文学爱好者陆续被周敬文请到濮院，有时切磋，有时讲课。
张治生记得，第一期社员作品集出来的时候，周边乡镇的同好们来了不少，大家读着小册子上的作品，写下自己的评论。还有文学爱好者从山东跑过来，是想学习办文学杂志经验的。
然而最让小镇上的人惊诧的来客，是从吉林不远千里而来的陈滢。她是王立在函授学校里认识的同学。
“我写信跟他探讨一个词的用法。”她回忆，“后来就互相交换作品，互相点评。”现在，她是王立的妻子，依然每年在《梅泾文学》上发一篇稿子。
只是，文学社再也没有从前的聚会了。
“就像木心说的，从前的时光很慢——一封信从东北寄到濮院，要整整半个月。现在谁还有这个心思呢？会开不起来了。”在一家化工企业的办公室里，王立说完这句话，外边的工作人员走进来，给了他一份花名册。要过年了，他得把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都核清楚。
他也会想起文学社刚刚开始聚会的那两年，小镇与320国道交叉的大路边，已是家家户户都在门板上堆起羊毛衫来卖。
偶尔路过时，正怀着文学梦想的他曾想过：卖这个，有什么用呢？
最惨淡的一两年，他只好自己写两篇小诗歌，加上附近中学生的优秀习作，勉强“充充场面”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女儿开始读幼儿园时，陈滢突然意识到：日子过不下去了，得出门“搞副业”了。
那时候，她和王立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一个月100多元，而女儿幼儿园的学费每个月就要60多元。
濮院人对“搞副业”一点儿也不陌生。在这儿，只要想干活儿，多得是机会。张治生就清楚记得，那时候，很多人下班直接去“搞羊毛衫的老板”那里拿几件衣服和一把纽扣，晚饭后就顺手缝一些——缝一个纽扣可以挣5分钱，1件衣服5个纽扣，2毛5分；4件衣服就是1块钱。
一篇“豆腐块”的稿费也就是一块钱。
濮院并不产羊毛。这里的羊毛衫最初都是“家庭手工业”：从外面进了原料，前面织一片，后面织一片，前后缝好了，再接上袖子。刚兴起的时候跟“卖白菜”一样，家家户户都把衣服放在门板上，打开家门，等着外地的老板来收。
镇上开始流传起北方来的商人如何不禁冻，在南方湿冷的黑夜里瑟瑟发抖的传说。
“国营商店工资照样发，所以我这个脑子里没有生意经。”张治生说，“好几个羊毛衫大老板，曾经都在效益最差的商店干活儿，没有一点生路了，拼一条命，搞出来了。”
渐渐地，小镇因为羊毛衫贸易繁华了起来。
说起来，张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小镇当时只有6000多个人，现在不得了了，外地民工都有10万人。”
曾经跟着王立一块儿写稿、参加文学社活动的姚海松在1989年被调离濮院。他发现“周围再也没有那种氛围了”，年轻人下班回宿舍，热衷的是打牌、吃夜宵。他落了单，只能在家翻来覆去地看古典文学名著。
后来一数，那些年，他看了7遍《三国演义》，5遍《水浒传》，3遍《西游记》。
偶尔路过濮院，他见到陈滢在街上开了家点心店。
“相当惨淡，作者几乎都没有了。”张治生已经记不起那是哪一年——总之是几乎人人都忙着赚钱的90年代。最惨淡的一两年，没什么人还记挂着《梅泾文学》，他只好自己写两篇小诗歌，加上附近中学生的优秀习作，勉强“充充场面”，一年接一年地出着期刊。
他心里想得很清楚：“不能断，不能让它死掉，慢慢总会好起来的。”
濮院的丝厂倒闭了。有人给董君莲出主意说“去做羊毛衫吧”，可她心里权衡了一下，还是想干一份能兼顾写作的工作。现在想起来，她说自己“不是那块料”，对这种“人人都想去做点生意”的潮流，融不进去。
她找了一份稳定的、每天能拿出固定时间写稿的工作。
但对原本在校办厂做销售的陈滢来说，找到合适的事业没有那么容易。她卖过羊毛衫，没卖出名堂，后来开饭店，从此过上了“没法按时吃饭”的日子。“有时候生意太好，下午三四点才能吃上饭。晚上服务员都累得睡着了，老板不能睡，还得把服务员的活干儿了。”她说。
10年饭店开下来，陈滢的最大梦想变成“睡个好觉”。
直到校办厂改制成专为羊毛衫做后期处理的化工公司，王立参了股，她的饭店才停了。生意刚结束的时候，陈滢连着睡了好几天，突然有天醒过来，觉得自己还想写点东西。
那是2002年，陈滢记得清楚，自己学会了电脑打字，在QQ空间上发了一篇聊斋故事。
10年没写任何东西了。“毕竟只有初中文化”，她闹了个大笑话，光标题，就写了3个错别字。
“我们也没想到，有一天大家会觉得这事情是光荣的”
世纪之交的时候，姚海松回了一次濮院，发现《梅泾文学》居然还活着。他惊讶地发现：当年文学社里的大多数人，虽然默不作声，却大多已经在正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
这让他重新燃起在心里被压了很多年的文学梦想。
他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王立趁着夜色去采访一个有名的劳动模范。并没有编辑约稿，他俩自己找来写的稿子，自己想办法搭上了线。大晚上的，要去目的地，还要穿过一大片田，身材高大的他背着不习惯走夜路的王立，走了好几里路。
“那是我和王立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他说，“而且是严肃的文学作品，报告文学。”
20年后，姚海松拿出藏在电脑里好几年的稿子给王立：你看看这行不行？
年轻的时候，王立还以为自己终会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候，校办厂隔壁的老张看了电影回来，隔着窗户对他说：这回看的电影是从前兵团丝厂的黄亚洲写的剧本，不过他已经调走了，你好好写！以后也写部电影出来。
那时王立很激动，没想到自己和一个真正的作家距离那么近。
他曾经手抄过舒婷、顾城的诗歌，眼睛发亮地读完苏童、贾平凹的著作。但当他终于读到国外文学名著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国内作家也是借鉴了这些外国经典的写法。只是身在小镇上的他，很晚才有机会读这些书。
写作多年后，他开始想，自己可能早已错过了“成名成家”的机会。
现在，大城市里有很多人怀念80年代。张立宪曾经在文章中写过： “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白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可以管诗人吃饭。”
可是张治生听到这样的故事，只是摇了摇头：“我们怎么敢这样呢？濮院毕竟是小乡镇啊。”
从1999年起，因为镇上来了一位支持文学社工作的新干部，每期《梅泾文学》都在政府的资助下印刷。这本小册子告别了简陋的油印。然而到2009年，濮院镇想把《梅泾文学》给停了：镇上新出了一本叫《濮院时间》的杂志，文章大多数都是“各大毛衫厂里的秘书”写的，除了诸如《为濮院喝彩 为毛衫骄傲》《濮院党建的“五化模式”》这一类的报道，也辟出了一个专门介绍“人文濮院”的栏目。停止对《梅泾文学》经费支持的理由很充分：都有这个新刊物介绍濮院了，《梅泾文学》还有啥用？
可是张治生跟人家较上了真儿：我们这杂志和他们不一样。
他甚至和另一个文学社里的老先生商量了，要不两个老头一人出1000元退休工资，把这刊物继续办下去？
“那姚老先生是出了名的省钱，家里买菜用的塑料袋都要洗洗再用的。”说起这事儿，董君莲语速就快了起来，“《梅泾文学》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怎么能让它就这么没有了。”
看老先生们这样表态，文化站领导去争取了一下，《梅泾文学》还是办了下去。
王立有时会想起元末那场“聚桂文会”，那时一个大家族就能办成这样的文坛盛事。他跟镇政府建议过：500个人请不到，我们也能请二三十个人来写写濮院啊。
当然没有人支持他的想法。政府更倾向于投资建一个文化馆。
“说得难听点，我们就是自我陶醉一下。其他小镇上的文友都说，你们还不错，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但是看看，我们每一期的文章水准高得不多，只能在这个小镇上自我陶醉。”张治生现在不觉得自己做过的事儿有多特别。
不经意一回首，当年遍地开花的文学杂志，现在只在濮院还留着一本了。
“我们没想到有一天，大家会觉得这事情是光荣的。我还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平常的。”
当交警的姚海松接到了给互联网大会当安保的任务，看着来来往往参会的各色人等，有一刻他感觉触碰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濮院居住30年后，吉林人陈滢对镇上的一草一木都有了深切的了解。
路过一堆半垮的桥栏杆，她知道那是明代濮氏一族被政府勒令迁徙后，后人为表思念故乡之情，偷偷回来修的桥；她也会不经意地说起，从前濮院盛产绸缎，“日出万匹绸”，现在出的羊毛衫，怕是远不止这个数了。
她的笔没有停。前两年，她和张治生都在给镇里的“镇志办”工作，搜集了许多濮院的往事。
翻开最近两年的《梅泾文学》，也有许多人在回忆那个如今已然见不到的江南古镇的身影：每天凌晨两三点，濮院镇边会响起屠宰场的杀猪声；过半个时辰，朱家大妈家里磨豆腐的声音唤醒镇上老人，老人们起身，等着吃早茶，吃头汤的羊肉面；然后，送肉的手推车艰难地被推上古老的石拱桥，住河边的“傻妞”朱顺宝开始放声大唱“东方红，太阳升……”
茶馆里渐渐热闹起来，桥下河道里，停满了乡下来的船，有的卖羊，有的卖猪，吆喝声此起彼伏。
夏天的时候，濮院人都聚在女儿桥下游泳，大家会的也无非是土气的“狗爬式”。待太阳落山，大人们拎着竹椅子，拿上蒲扇，晃到女儿桥畔，聊起家长里短，孩子们手里吃着油盐豆，到处嬉戏。
嘴巴里，油盐豆既硬又脆，嘎嘣作响。
老的文化站几经搬迁，早已人去楼空。事实上，整个濮院镇的老街区都空了——镇里计划着把这一片修复成一个古镇景区，因此，这儿的原住民都被拆迁了。
“濮氏家族72支，到现在，这最后一支也被迁走了。”
《梅泾文学》的第一任主编周敬文在2008年去世。去世前，他把历年发表过的作品编了一个集子，叫《散柳集》。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部个人作品。
董君莲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周敬文已经过世。那本书从此就一直放在家里的书架上，她想，自己这一辈子都不能打开那本书了。
她现在已经退休，还是一个剧作家，每到过年，总会给镇上的晚会写点小品。
路过孤零零的“女儿桥”，车子再往前开，到了曾经兵团丝厂的旧址。那里也正在拆迁，现在是一片废墟。
“等夏天再回来看，古镇建好了，就好看了。”陈滢说。她一边开车，一边说起热心文学的这些年，“希望以后回头看，我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也对得起这块地方”。
“爱好文学是多么风雅、多么美好的事情！”在最新一期《梅泾文学》中，王立写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始终会有人怀着文学的梦想，沉浸在文学的世界，孜孜不倦地笔耕其中。就《梅泾文学》而言，三十年一晃而过，尽管乡土文人皆草根之作，几乎不可能产生黄钟大吕般的惊世之作，但这是古镇文化千百年来的相续相承。”
在过去的几年中，当交警的姚海松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他给《故事会》投过几次稿，几乎每次都能发表。
去年12月，离濮院不远的乌镇举办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姚海松也接到了给大会当安保的任务。看着来来往往参会的各色人等，有一刻他感觉触碰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想，以后是互联网的时代了。
只是，纸质的《梅泾文学》，依旧在每年的11月准时问世。它是由当地的“老板”、退休干部，剧作家、交警等形形色色的人投稿、编辑，支撑起来的一本文学杂志。编辑都是义务工作，稿费到现在也只有50元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