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0年前的中国地图寻找历史的细节

    我们已经很久不习惯于看图说话了，总觉得那是儿时的记忆。其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儿时”，图往往也是人们交流和沟通的工具，比如说地图。一位中文名字叫卜卫民的加拿大汉学家，就在一张来自英国博物馆的地图上，看到了欧洲关于东方历史的想象力，而且这种想象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仍具有意义。

    《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这本书，在一份1659年辗转抵达牛津大学的地图上，找到了一个400多年前准确描绘的中国版图，甚至包括南海和东海。这种关于历史的想象力是怎么来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个如何波诡云谲的大时代？

    卜卫民没有给我们答案，只是尽可能地还原了地图的收藏者——英国律师约翰·塞尔登所处的那个时代。而我更关心的是地图本身。

    从地图本身来看，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将近500年前这份佚名制作的地图十分精确，甚至连当时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都进行了专门的标识，而且范围和内容与当前极为相似。在历史同时期，与中国的一份地图《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舆全图》相比，内容基本覆盖，但塞尔登的地图在现代科学意义上更为标准。

    其实从16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前线站着两种人，一种是海员，另一种是传教士。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有自己的规则，规则一旦黑暗，往往就成了我们描述的海盗。但这两种人对于东西方文明交流史的记录，都曾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海员带回的，更多的是物质性的财富，传教士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个职业差异巨大，一个索取，一个传播。

    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两者却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他们都共同留存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细节。今天这些细节，有些成为作品不断出版和再版，有些则保存在不同的博物馆中。还有些细节，比如1614年，英格兰公开焚毁了东印度公司带回的日本色情浮世绘——这些也都在塞尔登收藏的这份地图中，得到了一一体现。

    我们对于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东西方交流，往往简单地以胜利者和失败者相区别。不可否认，那之后的历史都带有巨大的血火印迹。但其实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往往是在细节中展现出来的。在当时，有些技术是通过战争和掠夺的手段传播的，有些思想也是通过文化交往的方式进行的。就在《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舆全图》之后100年，1708年，康熙皇帝下令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绘制《皇舆全览图》，这成为中国第一份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

    这些年来，无论是口述史还是家族史，都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对细节的完整还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如果没有细节，谁能知道这个收藏地图的约翰·塞尔登还曾经和海洋法的鼻祖格劳秀斯惺惺相惜，却写出了《海洋封闭论》这样在当时服务于皇家、今天却贻笑大方的著作。如果没有细节，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份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上，浸润了当时漂泊海外的几个中国人的翻译之功。他们用注音方式标注地理位置，又解释了一个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共同组合的罗盘系统。

    因此，守护细节，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历史。当年塞尔登如此，今天我们也如此。守护历史的人，往往与历史同样重要，甚至比历史的细节更重要。在全书的最后，卜卫民告诫读者：历史永远会记住那些尊重历史的有心人。

    今天，约翰·塞尔登的墓，位于圣殿骑士团教堂地基的深处——“安装在地面下方的一盏灯照亮了下陷的墓碑，如果守墓人忘了将它打开，请你记得，开关就在你身后的柱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