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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以来，地方两会相继召开，创新创业成为了与会代表广泛讨论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下称研发投入强度）指标被许多省区市写入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
资源配置不同，各省市没必要攀比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的比重，即研发投入强度，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投入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发现，宁夏提出，2016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到GDP的1%以上；河北提出，2016年全省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1.3%。更多的省区市将该指标纳入当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云南的目标是达到1.5%以上，广西为2%，山东为2.6%，江苏、浙江、广东的目标为2.8%，上海的目标为保持在3.5%以上。福建则表示，“十三五”时期省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5%以上。
实际上，各地的研发投入强度一直存在差异。《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共有北京、上海等8省市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05%的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内蒙古、江西等11个中西部省区的研发投入强度却不到1%。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卫国认为，各地区研发投入强度很不均衡的现状，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有关。这反映在，东部省市的研发投入强度比西部高，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市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较高。
因此，宋卫国表示，“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不是每个省区市的研发投入强度高就一定好，每个地区的资源配置不同，各省区市没必要攀比。”
据宋卫国了解，部分科技强省区市研发投入强度的目标已经有所下调。“比如北京2014年5.95%的研发投入强度在世界上已经算非常高了，让它继续保持这个经费增长是比较难的，今后北京的目标有可能降到5.5%左右。”
针对科研实力较弱的西部，宋卫国建议这些省区可以在研发成果应用、科技服务和科技培训领域加大投入，力争在科研成果的转化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与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投入较多的东部省市形成有效的分工。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孙玉涛则表示，研发投入强度的地区差异在欧美各国广泛存在。例如，美国的研发经费投入主要集中在东部的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及西部的加州、南部的德州，中部的研发经费投入就很小。但是，“只有科技成果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研发薄弱的省市才可以通过技术交易获取科技成果，支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迈过了创新型国家的门槛
相比于地区差异，研发投入强度的国家差异更为学界所关注。
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和《研发杂志》联合发布的《2014年全球研发经费预测》显示，2014年，以色列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2%，日本、韩国、瑞典的研发投入强度为3.4%~3.6%，美国为2.8%，“金砖国家”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的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0.9%、1%、1.3%、1.5%。国家统计局去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为2.05%。
国家之间研发投入强度的差异，同样与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密切。宋卫国比较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很少达到1%，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指标都超过了2%。“只有一个国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时，这个指标才会上涨。”
宋卫国说，世界上研发经费较高的国家不多，他所在单位经常统计的前40个国家的研发经费投入一般占全世界总投入的95%以上。目前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的国家有20个左右，中国处在第15名。“在所有国家中属于第二梯队，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一。”
至于以色列、韩国等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的国家，宋卫国认为，“它们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少，只有搞研发才能比别人强，所以政府主导造成了这些国家较高的研发投入。”这点与中国很相似，“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高，也是因为政府重视和引导，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
孙玉涛同样提到了2%的重要节点。“2%是创新型国家门槛性的投入强度。从国际上来看，2014年中国2.05%的研发投入强度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达到2%以上刚两年，时间还比较短。”
“有些国家很早就达到并稳定在较高的投入强度了，它不是一直增长的，像美国很早就是2.5%~2.8%了。”因此，孙玉涛建议道：“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把研发投入强度继续维持在2%以上，如果能向2.5%左右迈进的话会更好，但是像以色列、日本那样超过3%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研发经费管理需要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提高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
2.5%的目标该如何实现
中国跨越创新型国家门槛的道路并不轻松。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显示，1994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为306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为0.64%。到了2014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攀升至13015.6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也上升为2.05%，研发投入强度年均增幅7.05%。其中，1994年至1999年，增幅为2.4%；1999年至2009年，增幅为9.4%；2009年至2014年，增幅为7%。
“2006年国家提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后，研发投入的增幅有所提高。”孙玉涛说，“然而，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研发投入强度不可能大幅增长。”
宋卫国认为，20年来中国研发投入强度逐渐递增，与这一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态势有关，而且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政府重视程度的加大。“但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这个指标继续上升的难度较大。经过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将会进入一个比较平缓的增长阶段。”
在1月11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比重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驱动的重要指标，2015年预计为2.1%，没有实现‘十二五’期间达到2.2%的目标。这表明我国整体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规模不匹配。‘十三五’要实现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确定的2.5%的目标任重道远，需要增强社会各方面的投入。”
然而，宋卫国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不乐观。“2.5%的研发投入强度与GDP增速有关系。如果GDP增速降下来，那么研发经费增速要大于GDP增速3个百分点，2.5%的目标才能实现。”
“前几年研发经费增速可以达到12%，现在研发经费增速是9.2%。要实现2.5%这一目标的话，今后5年研发经费增速要达到10%以上，但是按照近两年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宋卫国说。
研发投入结构亟待优化
在专家们看来，除了要保持目前的研发投入强度外，我国研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基础研究占总支出的比例较低，一直被学者们诟病。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7%、10.8%和84.5%。
不过，宋卫国认为，基础研究投入低，与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有关。“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是这样，基础研究不行，但是技术引用转化好。后来，全球开始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日本才开始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所以这几年日本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也多了起来。”
但是，宋卫国强调，人们更应该注意到，中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投入微乎其微。因为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大部分都是规模以上企业，其中很多是国企，自身的研发能力并不突出。今后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这些大型国企必须要加强研发经费的投入。
相比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孙玉涛认为中国应用研究投入下滑的问题更为严重。孙玉涛说，以前中科院系统的许多国立研究所负责应用研究，后来这些国立研究所转制成了企业。成为企业后，它们要自负盈亏，就把原来的应用研究改成试验发展了。
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的比例，则是学者们争论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3%、14.8%和6.9%，全国研发经费中来源于政府的资金占比为20.3%。
孙玉涛表示，他曾经研究过，当欧美各国研发投入强度为2%的时候，政府投入的比例很高。“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政府投入的比例应该30%左右比较合适。”
他说，1995年国家作科技规划的时候，曾经提出企业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要超过50%。国家想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虽然后来的政府投入也在增长，但是没有超过企业投入的增幅。
不过，孙玉涛认为，不能从现在的企业投入占比很高，就判断企业成了研发活动的主体。“企业主体地位的确定，不光要看它投了多少钱，关键要看它是不是按市场规则使用这笔钱。比如说央企和国企在研发方面投的钱，有些就不是市场行为。”
宋卫国表示，目前政府的大部分科技经费还是投向了研发成果应用转化领域，今后政府的科技经费支出要倾向于研发投入，投向有原始创新能力的项目。此外，国家还应该继续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扩大适用企业范围，特别是要把这项政策在中西部地区贯彻落实。
本报记者 史额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