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波特教授曾经写过一个关于诺基亚的案例,其中引用了某个人物的说辞:如果你想在硅谷创业,你打开你家车库,一群VC(风险投资)蜂拥而至;如果你在芬兰想创业,你打开你家车库,三尺积雪封门!用时髦的话说,硅谷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业生态系统,遍布着各种创业平台,充满了无数创新通道。
一众人等在对硅谷青睐艳羡和赞叹钦慕的同时,往往也会捶胸顿足、愤世嫉俗一番:你看人家美国的创新多有活力,哪像我们这里,到处碰壁受阻、横遭掣肘。
毫无疑问,民间基层的创意,资本势力的推动,市场机制的作用,生态系统的便利,为硅谷创新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活力。在对创业者提供基本的产权和法律保障之外,政府的作用在硅谷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难以察觉。在硅谷,政府果真悄然无为吗?民间基层的创新跟政府的作为真的没有任何干系吗?创新是纯粹自发的市场行为吗?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试想,如果没有各类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硅谷创新的技术基础来自哪里?几个技术天才或者商业天才在自家车库里凭空臆想就能成功创业吗?
纵观历史,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重大技术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尤其是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相关的研究。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多种技术领域之发明与突破背后的基础研究,还有包括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和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以及已经影响至人类社会各个角落的互联网之最早雏形(ARPANET)等,都与美国政府(国防部,能源部,海军研究署,航天航空总署等部门)直接或间接支持的军事研究项目密不可分。类似硅谷的地区和相应的各种机构,不过是在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硅谷创业便将缺乏源头活水,盛世难再,举步维艰。
除了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区域以及北卡罗来纳的“研究三角区”也都是以基础研究和元技术驱动商业创新的典范。麻省理工学院师生们以及相关人员和机构所创办的企业遍及波士顿市西部的128号公路两旁。作为一家私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70%的研究经费来自于联邦政府的各种资助。
有这样一种说法:军方等政府机构、大学等研究机构,以及承担政府项目的相关企业,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创业和创新的“铁三角”。无论是在硅谷、波士顿、北卡,还是其他区域,这种铁三角所催生的元技术为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创业者提供了源头活水。企业家和新创企业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各种元技术在不同产业领域内进行创造性的商业化应用和扩散推广。
针对创新,美国联邦政府的远见在于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和持续承诺。迫于生存和盈利的压力,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具有足够的激励以及资金实力去投资或致力于进行那些风险极高但可能具有突破性贡献的基础研究。显然,这些基础研究在短期内通常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并且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投入。只有政府有这样的实力、权威和必要的耐心(基于国家的长久根本利益)来主导这样的研究项目。
因此,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1990至2011年的20多年间,在所有对基础研究资助来源的总资助额中,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份额高达50%~60%。
其次,政府不但要积极投资基础研究,而且要通过各种政策去敦促技术的商业化传播,增进其外部性收益,使得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曾修改相关的专利和商标法规,使得大学可以获取技术专利,即使这些专利所基于的技术研究来自于政府的资助。这种政策,使得私人资本可以更加有效地进入技术创新领域,与大学和相关人员合作,加快和拓展技术创新商业化的进程。政府出资资助,而又通常不直接参与研究项目,不坚持拥有研究结果的所有权。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加上知识产权以及相关司法制度的保障,你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地投入到基础研究的商业化应用,而不用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侵吞“集体知识产权”的罪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借鉴和改进,无疑将极大地刺激高校研发人员的创业激情。如此,中关村才能更像创新人才辈出的硅谷,而不是现在到处充斥着等待拉货之小面包车的大卖场。
显而易见,无论是谷歌还是Facebook,它们的成功崛起,有赖于新的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而不只是在现有技术和产品上的改进。日本企业在20世纪后半程火了好一阵子,但后来很多当红企业逐渐淡出主流,或者从消费者产品市场转战B2B市场。韩国企业在过去的20年间也是突飞猛进,现在似乎也遇到创新瓶颈。而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所倚重的开发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很难从根本上应对基础研究要解决的从零到一的原创问题。
中国即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与日韩企业竞争,看谁从硅谷拷贝得快。我们的国内市场容量是日韩企业在本国市场望尘莫及的。中国企业的模仿能力应该不差于日韩企业。中国游客到日本购买马桶盖儿的问题好解决。技术好复制,有顾客愿意付高价,有厂家愿意认真做就行了。即使是像高铁那样的应用技术整合创新的问题,我们也能搞定。
然而,在大国崛起的进程中,涉及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需要长期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技术源头上创新的领域,就不是可以很快赶超的节奏。需要积淀,需要坚持。这种耐心的积淀和坚持,正是政府需要担当的。没有捷径,没有替代。
中国的“两弹一星”和最近获得诺奖的青蒿素项目,都是在科技领域里由政府主导集中精力办大事的精彩案例。这是政府积极作为的表现。虽然它们是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作为,但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或者激励作用。如今,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并不一定要直接亲自参与众多的研发项目或者开发过程。大学、科研机构、智库、企业等多种参与者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政府在基础研究上的资金承诺和政策支持不可或缺。否则,全民创新和万众创业只能是在流通领域内折腾,不可能在新技术和新产品上对世界有所贡献。说白了,大学生创业开网店,或者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卖煎饼果子、肉夹馍或者酸辣粉跟硅谷没什么大干系。
我们需要的是不懈的坚持,不断提升我们的原创力。有了足够的量,总会有一些质的突破。浪费肯定是有的,这是必要的代价。因为源头创新这一关无法逃避。
政府要有远见,要有耐心。学界要有自律,要有自尊。创业者和企业家要能折腾,快速将技术潜能转化成商业应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教授,本文来自其“激活创新源头”一文,有节选)
马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