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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五年，即西元1676年，岁次丙辰。这年冬天，京师普降大雪。天寒地冻的千佛寺庭院里，一个穿戴厚实的中年人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好友。他悲从中来，不可断绝，遂匆匆写下两阙词，这就是清词中的名作《金缕曲》。词中这样写道：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这个对雪伤怀、凭栏远眺的中年人叫顾贞观，号梁汾。是时，他在大学士纳兰明珠府上任家庭教师，与明珠的长子、清朝最杰出的词人纳兰性德相交甚厚。之前，顾贞观曾请求纳兰把那位“冰与雪，周旋久”的朋友解救回京。
纳兰性德读罢顾贞观的词，不由泣下。于是，他和顾贞观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
纳兰：你的词作足以和李陵赠苏武的诗，向秀缅怀嵇康、吕安的赋鼎足而三。你所托的事，我一定在十年内办成。
顾贞观：人活得了多久？希望你答应我五年办成吧。
纳兰性德既是当朝首相的公子，又是皇帝御前深受信任的一等侍卫，普天下还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呢？那个被顾贞观怀念并欲营救的人，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弥天大罪，以至于纳兰性德也要以五年乃至十年为期才能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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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冬天寒冷肃杀，但如果一路北上，出山海关，渡辽河，越长白山，涉松花江，一直走上3000多里的路途，北京的寒冷便不值一提。因为这里才是冰雪笼罩的苦寒之地。关于这里，地方志生动地描绘说：“……号荒徼，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起踣其间，或僵马上。”
顾贞观深深挂念的那位朋友，在家信中也对漫长得似乎看不到头的冬天和让人发疯的严寒刻骨铭心：“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这个冰雪统治的近乎鸿蒙初开的地方，它叫宁古塔。有清一代，它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不祥的词语。它不仅意味着难以忍受的严寒，还意味着随时可能面临的死亡，以及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窘迫。
当顾贞观在京师向纳兰性德苦苦恳求施以援手时，他的朋友已经在宁古塔度过了整整18个春秋。
18个呵气成霜的漫长冬天过去了，当年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如今已是两鬓飞霜的沧桑中年。
这个不幸的人叫吴兆骞，字汉槎，江苏苏州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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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骞出生于官宦世家，少时即聪慧，十来岁时所作诗文已令见者惊叹。及长，他与陈维崧、彭师度合称“江左三凤凰”。不过，就像大多数恃才放旷的才子一样，吴兆骞也性情傲慢，颇招物议。他常常把同窗的帽子拿来当小便壶，老师责问他，他辩解说：“戴在那些俗人脑袋上，还不如拿来装尿。”老师感叹说：“此子异时必有盛名，然当不免于祸。”
老师的预言得到了验证。一场后来被史家们称为南闱科场案的无妄之灾，彻底改写了吴兆骞诗酒风流的写意人生。
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吴兆骞参加江南乡试，中举。就在吴家欢呼雀跃之际，灾难已经悄然降临：右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钺也在这次乡试中中举，而主考官也姓方，叫方猷。言官由此咬定，方拱乾与方猷“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方拱乾向朝廷解释，他与方猷素无交往，更没有联宗。
但是，向来对江南、尤其对江南士人没什么好感的顺治采信了言官的说法。他在审理此案时，下令把中举者悉数押往北京，由他亲自复试。这是一场奇特的考试，信奉“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读书人斯文扫地：考场设在中南海瀛台，举子们身戴刑具如同犯人。每个举子身旁，是两名手持钢刀的“监考”士兵。如此考试，举子们“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结果，吴兆骞交了白卷。
关于吴兆骞交白卷的原因，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说吴兆骞突染风寒，疾病缠身，交了白卷。其二是说吴兆骞惊吓失常，不能握笔。其三是说吴兆骞视复试为奇耻大辱，拒绝作答。以吴兆骞的性格来说，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复试前，自视甚高的吴兆骞异常悲愤，他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
这桩科场案的结局是，两名主考官斩立决，18名同考官绞立决，8名复试不合格的举子革去举人资格，杖40，流徙宁古塔。吴兆骞即其一。
至于被当作靶子攻击的方拱乾，他和他的家眷一起，也被流放宁古塔。值得一提的是，吴兆骞与方拱乾虽年龄悬殊，却因共同的命运而在此后成为相知的文友，在蛮荒的绝域，他们通过诗文抱团取暖，打发难捱的流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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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又称流徙，简称流，这是一种古老的刑法。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古。但流放真正成为一种常刑，是在隋唐以后。清代，流刑是五大主刑之一，五刑从轻到重，分别是笞、杖、徒、流、死。也就是说，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重惩罚。
清代对流刑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政府先后制定了《三流道里表》《五军道里表》等法律文书。流放的远近，之前分3个等级，后来增加为4个等级，即2000里（附近）、2500里（近边）、3000里（边远）、4000里（极边和烟瘴）。
根据清朝法律，判决下达后，犯人必须一个月内上路，法律术语叫起解。犯人由判决地派两名差人押送，称为长解；沿途所经州县，再派两人在境内协助，称为短解。每天的路程，法律也给出了明确规定：日行50里。2500里的，限50日到达；3000里的，限两个月内到达。在交通发达的今天，50里不过咫尺之遥，但在几百年前全靠双脚的条件下，不论风霜雨雪，日复一日地爬山涉水50里，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最不人道的是，株连制度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因此，大多数被流放宁古塔的犯人，他们不是一个人上路，而是整个家族一起远行。那些自幼就用布匹裹了脚的女人们，哪怕以前养尊处优，从不曾走上三五百米的路，这时也必须依靠纤秀的三寸金莲，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古道和瘴气弥漫、虎狼出没的原始森林。
沿途，流人的伙食由政府比照在押犯供给，标准定为每人每天8两，15岁以下减半。如此之低的口粮，仅仅只能保证流人不饿死——前提是这些口粮能及时发放到犯人手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区区8两口粮也没保障，常常饿着肚子赶路的流人随时可能沦为饿殍。
流放途中，流人必须一直戴着枷锁，直到流放地才能打开。如果没有钱贿赂押送人员，这沉重的木制枷锁就会一连几十天戴在脖子上，一旦淋雨，枷锁变得更加沉重。倘若行走于陡坡悬崖，密林山径，其痛楚与危险可想而知。至于那些因父亲、丈夫或儿子的罪责而一同流放的女人，她们除了行走的艰难、饥饿与危险，还面临另一种屈辱，那就是遭到押送者的性侵。
关于可怕的押解之路，《研堂见闻杂录》中说：“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
如此糟糕的押解，使得流刑尽管不像死刑那样立即绑赴刑场，但死亡率也高得吓人：明朝的一次押送，其死亡率竟达到了三分之二。
回顾历史，中国文人似乎与流放有着解不开的缘分：从屈原到李白，从韩愈到刘禹锡，从苏轼到黄庭坚，从函可到吴兆骞，他们都领略过流放的滋味。尽管从表面看，流刑要比死刑好得多，毕竟没有立即断送性命。然而究其实质，不过一个长痛一个短痛。对统治者来说，把他们认定作奸犯科的人处死，固然能逞一时之快，但对民众的威慑却不及流放。因为，流放者沿途的悲惨遭遇和到了流放地之后长达几年几十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非人生活，它给民众造成的心理阴影更加持久，更加广泛。让民众对严刑峻法永远怀着忐忑和恐惧，从而在国家意志划定的框架内做一个恭顺听话的良民，这显然是最有效也最经济的治理方式；而流刑，庶几正是这样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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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古塔在今天的黑龙江省东部的海林和宁安。《研堂见闻杂录》中记载：“按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
就像唐代喜欢把犯人流放到炎热的岭南一样，有清一代，喜欢把犯人流放到寒冷的东北。东北是满清的所谓龙兴之地，是这个少数民族大一统政权最稳定的后方根据地。清初，南方的反清运动如同星星之火，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氏不时袭扰东南，西南先有流亡的永历政权，后有兴兵造反的吴三桂。对清廷来说，安置流人的不二选择就是他们的老家东北。
清代的宁古塔，既指军政合一的行政单位宁古塔将军，又指宁古塔将军驻地。这一驻地，最初在今天的海林旧街，称为宁古塔旧城；后来移驻到今天的宁安县城，称为宁古塔新城。今天的海林和宁安各有44万人口，均已撤县建市，著名的镜泊湖景区即在宁安。但在300多年前的清朝初年，这里却是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方拱乾感叹，“宁古塔，不知何方舆，历代不知何所属。数千里内外，无寸碣可稽，无故老可问”。
从北京到宁古塔，距离已达到流放的最高标准，即称为烟瘴的4000里，费时需四五个月，不少人根本没走到宁古塔就已倒在险恶的路途上。康熙初年，朝廷终于良心发现，规定流徙宁古塔的犯人不得于冬月至次年七月的寒冷季节上路，以免犯人因衣衫单薄，冻死于途。
作为同案难友，吴兆骞以及方拱乾等人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农历三月初三从北京出发。方拱乾拖儿带女一大家子，吴兆骞的家人原本也当一同受罚，幸好由于友人极力周旋，吴兆骞才得以独自服刑。行走了长达128天之后，他们终于在当年七月十七抵达宁古塔。在过松花江时，因天气炎热，吴兆骞到江中沐浴，不想患了重感冒，不得不穿着厚衣服骑行马上，又遇上天降大雨，“委顿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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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拱乾这位曾经荣华富贵的老官员，吃惊地发现作为省级行政中心的宁古塔新城竟然还不如南方的一座小镇。一望无垠的荒原上，出现了一座“无疆界，无城廓”的“省城”：这座城枕河而居，一些短木头插在土里为墙，周长约3里，开了4道城门，城门用碎石砌成，高丈余。城里修筑了几间茅草屋，那就是政府机关了。这样的城门和房屋，遇上大雨就会倒塌，倒塌了就不得不重修。很快，方拱乾就对这里酷寒的气候有了切身感受：“四时皆如冬。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数日即霜，霜则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冻，至来年三月方释。五六月如中华二三月。”
多年以后，在宁古塔出生并长大的吴兆骞的儿子吴桭臣在回忆录中，也对宁古塔的极端天气记忆犹新：“其地寒苦。自春初至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电激，尘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鹅飞下，便不能复飞起。不数日即有浓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尽冻。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坚冰，虽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袭裘，久居即重裘御寒也。至三月终，冻始解，草木尚未萌芽。”
今天的海林和宁安一带，虽然冬天依然漫长，但并不像吴桭臣所说的那样极寒多风，这并非吴桭臣夸大其辞，而是300多年前的地球，正好处于远比今天更寒冷的小冰河时期。
对大多数不幸的流人来说，到达流放地，不仅不是苦难的结束，反而是更大苦难的开端。不能生还故乡、埋骨桑梓的不祥命运当然令这些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深怀恐惧，贫乏的物资供应与谋生的艰难也令这些来自鱼米之乡的南方人不堪其苦；但与完全丧失自由和随时可能死于非命相比，这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烦恼。
按清朝惯例，流刑其实是一种统称，其下还有诸种区别。最轻的叫迁徙，最重的叫发遣，流放到宁古塔的，几乎都是发遣。发遣到宁古塔的犯人，去向有二，一是为奴，就是影视里常见的所谓“与披甲人为奴”，披甲人，即守边将士；二是当差。
为奴的命运最为悲惨。一旦为奴，就意味着已经没有丝毫人身自由，这些奴隶的命并不比一匹马一头牛更重要。如果奴主愿意，他们可以将奴隶处死而无须负任何法律责任。那些带着如花美眷一同流放的流人，命运尤其悲惨：奴主为了占有他们的女眷，往往将碍手碍脚的男性杀死。此外，一旦为奴，终生不许赎身，子子孙孙都充当奴主的会说话的工具。这种毫无人性的法律，激起了不少流人绝望的反抗，他们有的逃往深山，有的杀死奴主。但抓获后，他们将被凌迟处死。
与为奴相比，当差相对好得多。当差又分两种。一种是常犯，也就是普通犯人，他们的去处是到官庄劳动。清初，政府在宁古塔辽阔的土地上设立了众多官庄，官庄有庄稼要种，有牲畜要牧，需要大量人手，流人正是廉价劳动力。这些官庄每庄10人，1人为庄头，9人为壮丁，“非种田即打围烧炭”。每个人一年上交粮食12石，草料300束，猪肉100斤，木炭100斤，石灰300斤，芦苇100束。流人们在类似于奥斯维辛劳动营的官庄里起五更睡半夜地终日劳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凡家中所有，悉为官物”，他们仅仅得到一口苟延残喘的粗劣饮食。方拱乾多次看到，冬天里，舂了一夜米的年轻女子，赤脚单衣地到井边挑水，路滑担重，不堪其苦，而这些女子，“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另一种是官犯，也就是曾经做过官或是获得过功名的读书人，他们被安排到驿站、矿山或衙门服各种杂役，这已经是绝大多数流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规格待遇了。不过，他们仍然是犯人，仍然是戴罪之身，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必须到衙门例行报告，以表示他们一直在朝廷指定的流放地认真改造，绝没有乱说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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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骞和方拱乾是文化人，方还是曾经的朝廷中高级官员，他们自然非普通流人可比，因而在宁古塔的生存条件要好得多。当是时，宁古塔只有数百居民及一些守边军人。在这个闭塞偏远的化外之地，当地军民对文化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见士大夫出，骑必下，行必让道，老不荷戈者，则拜而伏，过始起。”这让身为犯人的方拱乾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与善意。
初到宁古塔，孤身一人的吴兆骞十分狼狈。宁古塔粮食珍贵，吴兆骞阮囊羞涩，有一段时间，他只得用一柄斧头敲碎冰块，化雪为水，在小炉子上煮些稗子充饥。幸好，家境富有的方拱乾等人对他施以援手，解衣推食，吴兆骞总算不至于饿死冻死。4年多以后，吴兆骞的妻子葛采真及妹妹吴文柔从苏州老家千里迢迢赶到宁古塔，并带来3个婢女和一笔钱，吴兆骞的流放生活才算安顿下来，并于次年生下儿子吴桭臣。吴兆骞为儿子取小名苏还，希望自己像北海风雪中牧羊的苏武那样，最终叶落归根，回到故里。
作为当世不多的才子，流放之前的吴兆骞即有文名。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宁古塔，才华和名气为他嬴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副帅安公，雅重文士，怜弟之贫，以米相饷。”至于宁古塔将军巴海，此人虽系纠纠武夫，却对包括吴兆骞在内的流放文人颇多眷顾，他聘请吴兆骞作塾师，教授他的两个儿子。巴海的仁厚，惹得朝廷颇为不满，圣旨多次指斥他宽大无边，没有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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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不断向东方扩张的沙俄屡屡在东北制造摩擦，宁古塔一带便是兵戈相交的前线。对兵力不足的清军来说，大量流人是一支潜在的可征用力量。康熙三年，沙俄再侵黑龙江，朝廷下令，流人中，除了旗人和年满60的老人外，其余一概当役。其中，选200名服水性者为水军，习水战；又建立32座官庄，屯积粮草。巴海召集流人开会，传达朝廷旨意。对文人，他仍然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水营、庄头和壮丁三者之间自行选择。但三者均被流人视为畏途，“诸公皆相向流涕，将军亦为凄然”。于是，巴海再次法外施仁，宣布“惟认工可代”，只要赞助国家工程，也就是出钱，就可以免去当兵或服苦役。
尽管有巴海的细心关照，但吴兆骞毕竟是服刑的犯人，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灭顶之灾。有一年春节，巴海生病，临时执事的一位副都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突然命令吴兆骞和钱威前往吉林乌拉。军令一下，吴兆骞只得匆匆上路。是时，天寒地冻，积雪深达四五尺，山草均被雪埋，除了带上人的口粮，还得带上马的草料。一辆马车只能负重几百斤，吴兆骞夫妻二人共拥一床破棉被蜷缩在牛车上。行到百里后，人马俱乏，苦不堪言。3天后，当吴兆骞快要走到乌稽林的原始森林时，有骑兵飞奔而至。这是巴海闻讯后派来的，他取消了吴兆骞等人的差使，让他们立即返回宁古塔。死里逃生的吴兆骞感叹说，“倘再行两日，到乌稽林，雪深八九尺，人马必皆冻死。将军真再生之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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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气候，贫乏的物资，幻灭的理想，不能自主的命运，远离家乡与亲人的离愁，诸种人生的不幸如同一条条小蛇，噬咬着吴兆骞们日渐荒凉绝望的心。能够找到路子的，都在设法尽早离开这个鬼地方。当年一同流放的文人中，第一个南归的是方拱乾。桐城方家乃世家大族，方拱乾及其子侄又曾多年为官，家中较为殷实。顺治十八年（1661）冬，也就是流放宁古塔3年多后，方拱乾以认修前门城楼工程得以自赎；次年正月，他和家人终于重回久别的京城。
吴兆骞却没有这样幸运。他继续出没于天高地迥的孤城宁古塔，一直从青年到中年。最美好的锦瑟年华，都交付给了大面积的风雪和愁苦。在写给顾贞观的求救信中，他用语凄楚：“弟年来摇落特甚，双鬓渐星，妇复多病，一男两女，薇藿不充。回念老母，郁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虽欲自慰，只益悲辛。”
但是，就像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同理，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是为了领略痛苦的。尽管流放生活无比艰辛，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吴兆骞毕竟不是奴隶，他即便犯了罪，也是官犯，理应比平头百姓处境稍好。更何况，他还是腹藏锦绣的文化人，他拥有汩汩流淌的诗文，充当对抗这个荒诞世界的武器。因此，诅咒恶劣的天气、粗劣的食物和茫茫难料的前途之暇，他们雅聚、饮酒、作诗、著述，就像从前在江南一样。
1661年重阳节，18位流放文人相约登高，与会者张缙彥文中记载：“岩回波绕，升高骋目，天风飕飕，迥然有尘外之思。遂系马披榛，烧蓬置酒，分曹竞饮。”聚会的一段插曲是，有人下套捉到一只野鸡，杀掉之前，年过六旬的方拱乾偷偷将其放飞。
聚会成为黯淡生活的一大亮点。他们结成七子之会，这个类似于诗社的民间组织，每月聚会三次，酒酣面热之际便分韵作诗。苦难的人生如同一条黑暗的长路，那些来之不易的欢乐就像这条长路上偶尔浮现的一盏盏灯火，如果没有这些灯火的指引和诱惑，没有人能够把一条黑暗的长路自始至终地走下去。
给顾贞观的信中，吴兆骞谦称他的诗文乃是“课徒之暇，间有吟咏。正如哀雁寒跫，自鸣愁恨，安敢与六代三唐竞其优劣哉”。但事实上，就是这些坚硬岁月里为他们带来一点点柔软和抚慰的诗文，成了后人高山仰止的不朽之作：方拱乾的《何陋居集》收诗近千首，全部写于流放途中及流放地宁古塔，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黑龙江第一部诗集；吴兆骞既是清代惟一一位边塞诗人，也是中国最后一位边塞诗人。世事就是如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蜜蜂随意采蜜，却采来一个声势浩大的春天；流放者自抒胸臆，却堆叠出文学史上一座座绕不过去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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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纳兰父子营救，1681年，朝廷同意吴兆骞以认修工程的名义自赎。十一月，吴兆骞在流放宁古塔23年后，终于活着重入山海关。出关时，他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头发花白的老者。他的儿子吴桭臣回忆说，山海关外有一座山，同一座山却有两个名字，出关的称作悽惶岭，入关的称作欢喜岭。入关那天晚上，吴兆骞一家宿于岭下，逆旅灯前，吴兆骞和夫人葛氏各自讲述了当年出关的情景，往事历历，几如昨日。数天后，抵京师，“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有一首《出塞诗》，极写流放东北之“盛况”，其中有云：“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诗句或有夸张，但当时内地各省在东北流放地的确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据李兴盛先生统计，清代的东北流人，总数达150万之多。京师通往东北的流放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名人或名人家属：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及家属，崇祯三子朱慈焕的家属，汪景祺的家属，吕留良的后人，金圣叹的家属，佛学家兼诗人函可，大学者陈梦雷……
平民百姓也好，佳人名士也罢，一旦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流放到遥远的宁古塔，就意味着悲惨人生自此开始，埋骨异乡几成不争的事实。因而，方拱乾和吴兆骞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吴兆骞能从宁古塔的死人堆里爬出来，重返月白风清的人间，顾贞观功莫大焉。从某种意义上讲，两首《金缕曲》改变了一个流放者的余生。然而可叹的是，入关后，吴兆骞却因一些琐事和顾贞观产生了矛盾。明珠得知后，有一天，他把吴兆骞叫到书房，吴兆骞进门时猛然看到，书房里写了一行大字：顾梁汾为吴汉槎屈膝处。刹那间，前尘往事，喷涌心头，吴兆骞嚎啕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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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南闱科场案而流放宁古塔的诸人中，方拱乾是最早生还的。令人嗟叹的是，50多年后，戴名世《南山集》案发，因戴名世引用过方拱乾的儿子方孝标的著作，业已去世的方孝标被开棺戳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峄等人流放卜魁，即今齐齐哈尔。流放途中，方登峄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几十年前他的祖父方拱乾带着家人流放宁古塔的情形，焉知半个世纪后，悲剧重演。方登峄感慨赋诗：五十年前罹祸日，征车行后我生时。岂知今日投荒眼，又读先人出塞诗。
方登峄却没有他的祖父幸运，他和他的儿子都死在了流放地。方登峄有一个孙子叫方观承，此人少时徒步赶到卜魁省亲，并居留5年。方登峄死后，方观承偷偷将祖父的尸骨带入关内掩埋。后来，方观承因缘际会，一直做到了直隶总督，成为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
流人子弟的贫贱和早年的人生历练，使得方观承在颟顸的官员中一枝独秀。他体恤下情，重视生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有一年他治下的磁州逆匪作乱，他上奏拟斩3人，绞7人。朝廷认为杀人太少，怀疑他“有所纵驰”；皇帝一天之内下了13道圣旨批评他。但他坚持只处理这10名罪大恶极者，决不肯滥杀无辜以迎上意。
这位流人子弟出身的高级官员，想必已通过家族的悲惨遭遇而明白：对大权在握者来说，只需轻轻勾写几笔，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普罗大众从此陷入生命的绝境。是故落笔之前，如果有一番犹豫，有一番体谅与悲悯，那便是亿万兆民渴望已久的阳光和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