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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终于暂时松了口气，性别失衡问题的缓解似乎有希望了。
让田雪原等人口学者忧心的，是我国二十多年来一路走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2年的108.47到2007年的125.48。125.48，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出生125.48个男孩。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0~14岁的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了约1827万。
对于如今的性别失衡问题，曾参与我国计生政策最初制定的田雪原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发出了警告。
“两害相较取其轻”
早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时，有关部门就已预见到未来会出现“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的人口问题。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为了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信还提出将来可能出现的诸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等人口问题。
“其实如今的性别失衡等负面影响，最初计生政策制定时就已经考虑到。”田雪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80年的五次人口问题座谈会为之后计生政策的大力推行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该会议的报告执笔人，田雪原回忆说，当时会上分析到了执行“只生一个”政策可能带来的负作用。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会上的结论性意见是中国有很强的重男轻女观念，要“提倡生一个就必要防止人为的性别选择”，要从法律上明文规定进行严格约束。
但基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人口问题十分突出，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的特点，会上依然达成了“‘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共识，要推行“只生一个”政策。
“总得有个选择，当时选择的原则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完全无害的东西是没有的。比如我砸一下桌子我的手还有些疼呢，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田雪原说。
对于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田雪原说，当时的共识还包括要尽量把“只生一个”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轻的关键点在于——“提倡一个孩子要搞多长时间”，认为“搞时间短了没效果，时间过长了，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导致负面效果增大”。
“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搞三年五载；也非永久之计，不能搞50年，100年。这是我们决策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田雪原说，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只生一个”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
失控的性别比
眼看着30年大限已过，田雪原实在坐不住了。
早在2000年左右，他就写文章，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当时的人口统计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这是明摆着的事。”田雪原说。
文章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组织了讨论，还征求专家意见。之后一系列打击黑B超和性别选择性堕胎、关爱女孩等措施出台。但是人们对于性别选择的强大需求，让各地非医学需要的产前性别鉴定和堕胎屡禁不止。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加大打击力度，但是打击的效果，说实在话，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理想。”湖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杨云彦这样在2014年7月10日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坦承。
效果不理想的具体原因，田雪原在其《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主要是“对症下药”不够，未能针对造成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直接原因有效施政。
田雪原认为，农村二孩和二孩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峰突起”，才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症结所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不少农村推行的“独女户”政策，意味着如果头胎是男孩就不能再生二胎，如果头胎是女孩还可再生二胎。“独女户政策的推行，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成分，”田雪原说。“客观上又诱发了新的性别偏好选择。尽管这不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这种‘政策暗示’也是促使很多农民家庭在生育二胎中进行性别选择的原因之一。”人们把生男孩的最后希望都放在了二胎上。有学者利用“四普”数据分析发现：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可高达138。失衡程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于是到了2009年，田雪原再次公开发表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呼吁提醒30年的大限快到。田雪原当时就认为，再不调整政策，像原来说的那样搞成了“永久之计”，带来的问题就大了。
“2009年时人口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老龄化等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田雪原说。“必须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调整。”
该调整了
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0~14岁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了约1827万。如今，已经超出了田雪原所不断提醒的30年大限5年时间，积累的后果不断显现。
有学者曾预测，2013年之后，平均每年会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从而造成较为严重的婚姻挤压。
“性别挤压特别是婚姻性别挤压，对社会安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和需要‘紧急刹车’的地步。”田雪原在其书中警告。
田雪原认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很深，性别失衡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要通过年复一年的逐渐降低，“人口不像是经济那样能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进行调整，只有通过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这个‘出口’来逐渐控制，年复一年下来效果才会有，这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除了要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法治管理，加大打非力度，做好计划生育各项服务工作以外，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生育子女数量多少受性别因素的影响，堵塞选择性别生育的漏洞。”田雪原说。
本报记者 何林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