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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河南省卫辉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薛屯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都会有三五名学生考上全国各地的大学。近些年，该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数量成倍上升，截至目前，该村已经出了200多名大学生。甚至，一条街上竟然有多名博士生。（大河网2月29日）
“农民工二代”已成为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课题。学者梁鸿在《中国在梁庄》《走出梁庄》中，还原了不少农村青少年的人生轨迹，即过早辍学——打工——结婚生子——打工，由此循环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
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除了薛屯村，媒体还报道过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有其内在逻辑。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除了贫穷、当地基层村组织格外重视教育等原因，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就像新闻中的薛屯村，家长就经常对孩子说，“我们是农民家庭，学习是你到外面开阔视野的唯一机会。”如此一来，对教育的重视，也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张松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