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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从陕西基层一直做到省长，到老了我总结出，扶贫工作真正要抓住‘精准’。”3月4日上午，在农业界别的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贾治邦一上来就挑起了精准扶贫的话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略在随后进行的“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部署中明确为8个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贾治邦说，自己对扶贫的深入实践是从上世纪90年代抓陕西洛川苹果产业开始的，“从我当延安地区专员开始抓，将近10年，我都当副省长了，还没抓上去，”这个连接了陕北近1000万贫困人口的产业链始终做不起来。一次，一个地方订购了2000吨洛川苹果，真正来拉的时候一车都没装满。
贾治邦说，那时没有精准扶贫的思路，养奶羊奶牛，没多久羊和牛就被吃了、卖了；有时甚至直接发一辆汽车，想帮助搞运输，到最后汽车也没了。
后来，贾治邦推动陕西省政府和32个相关县成立了“苹果局”，从农民培训入手，提供成套技术帮助农民种出优质的苹果，同时，逐渐培育上下游产业，成立农业合作社，农民渐渐尝到了甜头。如今，洛川苹果已经名扬海内外，洛川成为中国苹果外销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在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范小建看来，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扶贫工作的缩影。
这位和“三农”、扶贫事业打了近30年交道的“老扶贫”时常会提起一组数字：从1978年到2015年，我国的贫困人口从7亿7039万减少到5575万，减少了7亿多人。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贡献。
现如今，中国下定决心用“精准扶贫”的办法推动扶贫“入户到人”，向5000多万人的贫困问题发起总攻。“这个目标的确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所决定的，实现这个目标，任务还很艰巨。”范小建说。
范小建认为，精准扶贫的精髓还是8个字：因贫施策，问题导向。“只要抓住了最困难的地区、最困难的群体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方向就不会错。”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中建乡党委书记唐宝书对“精准”的理解是：“贫困不再是一个笼统概念，而是一家一户个性化的脱贫需求。”中建乡一类贫困村红板村村委会，将115个贫困户、486名贫困人口的信息全部制作成详细的档案，每一个贫困户都确定一名干部“一对一”帮扶，按照每家每户的需求制定脱贫产业规划，计划脱贫的日期就贴在贫困户的大门口。
2015年，红板村实现了21户88人精准脱贫。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主任张八五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精准扶贫在于要把贫困的问题、贫困的根源摸清楚，同时把群众致富的诉求搞准确，再结合相关政策实现每个贫困者的脱贫诉求。
如今，“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6个精准”扶贫理念，正在成为中国发展中努力补齐短板、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有效手段。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希望，在关注经济、产业扶贫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教育扶贫：一方面，发展职业教育可以解决眼前劳动力就业增收的问题；另一方面，发展好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是让这些地区获得人才支撑的长久之计。
过去3年，郑强一直在为中西部14个没有教育部直属大学的省份呐喊，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都位于这一区域，他希望，国家能增加对这些地区高校的办学投入，“事实证明，是否拥有高水平大学，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未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途径可以化作“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范小建的解读是，“五个一批”的思路体现了国家担当。他说，扶贫部门曾经有一个测算，需要兜底的不会少于2000万人，这意味着目前将近一半贫困人口要靠国家兜底。
“扶贫是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不可能短期内冲一把，贫困问题就解决了。”范小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记住了，精准扶贫没有头，永远在路上。”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白皓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