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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了在首尔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三一节”97周年纪念仪式。该节是韩国为纪念1919年3月1日爆发的抗日独立运动而设定的节日。“三一运动”是韩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全民性的反日救国运动，对韩国独立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促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朴槿惠上台后，每年都会在“三一节”讲话中敦促日本承认历史事实，尽快解决“慰安妇”问题。她在今年的讲话中说，“去年年末，韩日围绕纠缠了24年之久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政府应铭记历史的错误，作出努力将这次协议的宗旨和精神切实付诸实践，使下一代能够铭记历史教训”。
与此同时，一部关于日军“慰安妇”真实故事的韩国电影《归乡》正在当地上映，2月24日上映首日即登上了韩国票房榜首。该片讲述了1943年日本殖民统治末期，被日军骗离家乡的14岁少女郑敏等人悲惨的故事。而在中国境内，也有着这样一批韩籍“慰安妇”。
她们称童增为“大恩人”
她们在战后选择留在了中国，默默地生活了几十年。直到1992年，她们看到有关对日民间索赔的报道后联系到了童增。
1992年，居住在中国武汉的韩籍“慰安妇”洪爱珍给童增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称童增为“大恩人”，感激他派人去看望她这个在中国漂泊了近50年的“韩国受害者”。是年，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受到韩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鼓舞，来自武汉的韩籍“慰安妇”联系到了童增。后来，童增邀请洪爱珍、河君子、洪江林作为26名韩籍“慰安妇”代表来到北京，帮助她们联系到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并最终返回了自己的祖国韩国。
童增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于1990年发表《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被称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去年，他也因为索赔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慰安妇”问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提起。他当年在写万言书的时候，尚未在资料中见过有关“慰安妇”的表述。曾经参与东京审判的一位美国检察官1994年也曾对童增说过，东京审判有两个遗憾的地方，一个是“慰安妇”，一个是“细菌武器”，当时没有作为日军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直到1991年，韩国的8名“慰安妇”勇敢地站了出来，起诉日本政府。随后，其他亚洲国家的官方或民间组织陆续走上了起诉的道路。寻找中国的“慰安妇”也成为童增当时的工作内容之一。
万言书经媒体发表后，许多人给童增写信，讲述他们或亲人的受害经历。短短几年内，童增就收到了近万封来信。如今，这些信件的内容，已在非营利性网站“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上刊出，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铁证。上述韩籍“慰安妇”洪爱珍的信件就是其中的一封。
这些韩籍“慰安妇”是怎样留在中国的呢？童增介绍说：“她们是在二战时被日军强征到中国来做‘慰安妇’的，被日军动过子宫切除、摘除卵巢等手术，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而成为日军的性奴。战争结束后，她们自觉无颜面返回家乡，默默地留在中国。当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她们就改称自己为朝鲜籍。”
后来，洪爱珍等3位韩籍“慰安妇”回国后，继续向日本政府讨要公道、进行索赔，直至离开人世。对于童增帮助在华韩籍“慰安妇”返乡的善举，韩国的“慰安妇”研究会以及一些党派机构找到童增，向他表示了敬重和感谢。
还“慰安妇”公道刻不容缓
正如朴槿惠在去年“三一节”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如今‘慰安妇’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将近90岁，为她们恢复名誉的时间所剩不多。”中国是日本“慰安妇”罪行的最大受害国，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由于战败时日军销毁档案、日本政府掩藏真相以及研究的缺乏，亚洲“慰安妇”的数量一直处在估算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定的20万日军“慰安妇”这一数字，是在没有对中国“慰安妇”做调查的前提下提出的。经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8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总数在40万人以上，其中半数为中国女性。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大陆被确认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仅有24人在世。
最近，上海最大的二战日军慰安所“海乃家”拆迁工程引发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日军强征“慰安妇”罪行的证据，不能拆除，他们担心，关于“慰安妇”悲惨的记忆恐将随着她们的离世和遗迹的破坏而慢慢被淡忘。
为“慰安妇”档案申遗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表示，“慰安妇”档案申遗，并不是为了仇日，而是为了记录下一段真实的历史。
童增也表示：“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缺席。”他说：“日韩间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是一个突破。作为中国的团体、个人或者是政府应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契机下加大力度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特别是‘慰安妇’进行谢罪、赔偿。”
然而，伸张正义的道路并不平坦。尽管去年12月28日韩日双方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协议（日本承认政府负有责任，日本首相表示道歉和反省，双方同意由韩国政府设立“慰安妇”援助基金，日本政府出资10亿日元），但今年2月16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的对日审查会议上，日本外务审议官杉山晋辅就“慰安妇”问题辩称，“（日本）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没有能证明军队或政府部门进行强征的证据”。被日本称为“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慰安妇’问题”的日韩协议，选择在日韩恢复邦交50周年的最后关头达成，难免有急于甩掉历史包袱之嫌；日本政界要人对“慰安妇”问题出尔反尔的表态，使人不得不怀疑其在解决历史问题上的诚意。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