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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很多党政干部不敢接触企业家，很多企业家也不敢去找党政干部，党政干部和企业家之间隔着一扇‘玻璃门’，看得见却不敢进、也不敢接触。”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不少落马官员背后牵扯出一批企业家，在此情形下，天天和企业打交道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看到了这种“微妙”的现象。
这不是一个人的感受，在政协工商联界别的小组讨论中，不少企业家身份的政协委员讲述了自己在政商关系方面所处的“窘境”。
一位政协委员说，一些企业想上项目，还没和官员交流自己的想法，就被一纸写着“依法办理”的批示推了出来，想要寻求政府对企业发展的支持，都不知道如何向政府部门汇报。
另一位委员接着“吐槽”，以前是门难进事儿难办，现在是门也难进事儿更不好办。
以前常有官商勾结的现象发生，如今却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官员不敢为，企业难作为”。这被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孙晓华描述为“太近了可能有人说三道四，太远了根本帮不上忙”。
然而，办企业又怎能和政府完全脱离关系呢？孙晓华说，现实情况是，企业在上项目等过程中必然要联系政府。
“我们到底该怎么和官员打交道”，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坦言，他一直在思考这个近期企业家中“蔓延”的困惑。要知道，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很难做一流的企业。
庄聪生用一句话点明了双方的心态，“各自心里都有顾虑，因为没有标准。”
这个“困惑”在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工商联界别座谈时得到了明确的答案。习近平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为“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这真是讲到了要害之处”，庄聪生认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为下一步解决双方的后顾之忧提供很大帮助，这明确告诉双方“只要在交往中守住底线和红线，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有些企业的困惑，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江门市市长邓伟根认为，“清”不是要和企业断绝关系，正是“清”为企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他举例说，“过去职权部门执法时，假如规定罚款2万～10万元，具体罚多少又是谁说了算”。他在南海改革之初，就一直在压缩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为避免权力寻租，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
邓伟根很清楚，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清”不是为了让政府离企业而去，“亲”则是要尊重企业的创造。他特别提出，“‘亲’不是对某一家企业，而是对企业群体”。对企业优惠政策应该是“普惠性”的，而非对某一家企业格外关照。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如东县委书记、县长潘建华认为，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本身就是政府的服务对象，要服务难免接触。“亲”是要接触企业，帮助企业，更要诚恳地面对难题。“比如企业库存量比较大，怎么帮企业开拓市场去库存；资金周转不灵，如何通过市场经济去帮助解决资金问题。”
“与企业的关系要清清爽爽。”潘建华说，“我们要按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跟企业的交往要有底线，帮助企业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是一种公共服务。但我们的行为准则要清楚，不能搞权钱交易，更不能把公共服务变成有偿服务。
“亲”“清”的政商关系也让企业吃了“定心丸”。在傅军看来，“事实上，企业最不愿意做的是权钱交易，我们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同样认为，“亲”“清”的政商关系解决了“不敢为、不想为、乱作为”的问题，给党政干部和企业家都提了要求，让企业家倍受鼓舞。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行动起来。去年上海对在职省部级领导干部和264家单位的1802名领导干部悉数进行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专项申报，其中182名领导干部属于要规范的范围，到去年底，都进行了规范。
庄聪生认为，除此之外，政府要继续简政放权，讨论时他提高声音说，“政府一定要加快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真正的作用。”
孙晓华建议，反腐倡廉的源头是要让政府真正成为服务性政府，而简政放权，事就好办了，企业也轻松了。
事实上，孙晓华的期待已经写进了3月5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能”。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璐 李超 丁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