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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说，2015年，贫困人口已减少到5575万，“这5000多万人，就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硬骨头，硬在哪儿？
范小建解释，这块硬骨头包括：深度贫（收入低）、长期贫（存在爷爷穷爸爸穷儿子穷的贫困代际传递）、特殊贫（地方病高发等原因形成的贫困）。
范小建心中存着一笔账，在“十二五”期间，有的省贫困人口总量减少了60%，但是深度贫困人口只减少了25%，“可见深度贫困减贫之难。”
“华司令，你说，多的这201个亿怎么用？”当天下午，在政协农业界别关于预算报告的讨论会上，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对着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华士飞喊话。
王海波在预算报告里看到，2016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将增加201亿元。
“国务院扶贫办来划拨资金，省市县一层层划拨下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对于这5000多万贫困人口，中央政府将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等多种手段来帮扶。
“问题是，农村扶贫主要是产业扶贫，在这方面扶贫办不专业。”陈锡文说，“基层扶贫办给贫困户送牛送羊送兔子，结果牛羊兔不是被吃了就是死了”。所以，精准扶贫很重要，项目精准，人头精准，去帮扶的人要精准，部门之间要协调。
两会期间，如何脱贫成为热门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建议，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要尽早实现教育信息化与扶贫攻坚深度融合。
多位代表委员强调，要把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
“给钱给物不如文化育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就培育出了贫困家庭的希望，才能从根本上帮助其脱贫。”69岁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文成曾在辽宁省兴城市四家村当了40年村党支部书记。
来自贵州毕节的全国政协委员冉霞到过十几个扶贫点，见到很多“因病致贫”的例子：破败的房子，羸弱的身体，一张张揉烂了的医院收费单……
她说，要让这些人“站起来”，不能靠“扶起来”。换句话说，仅依靠物质上的“扶”是不可持续的，要针对贫困原因，以医疗保障“兜底”，让他们有能力自己“站起来”。“这恰恰是‘精准扶贫’的要义”。
云南青年创业者薛家海很乐意看到“我国将大力推进特色产业扶贫”这个消息。返乡创业的他，如今做着“开心农场”的生意，城里人在网上花208元认购一棵李子树，到7月就能收获至少30斤李子，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
在全国人大代表、云南昭通市委书记范华平看来，互联网填平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信息鸿沟，为贫困地区青年创业提供了平台。
有委员曾担心扶贫成为形象工程。他举例，有不少省市县立下军令状要脱贫，一些部门还被要求“承包”某个地区的脱贫任务。科技厅“承包”了某个县的脱贫任务，可并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于是，原本给这个县的科技项目资金被以扶贫资金的名目发下去，这样科技厅就完成了扶贫任务，而这个县并没有得到额外的资金帮扶。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杜鹰注意到，这几年，确有不少省份立下脱贫军令状，“国家希望2020年脱贫，可能到省里就是2019年脱贫，市里就是2018年，到了县里2017年就要脱贫。”
常在基层调研的杜鹰了解一些地方基层扶贫办的工作模式：脱贫工作组买两头牛给贫困户送去，不管这头牛是死了还是被杀了吃肉，就把这一户从贫困人口的名单上划掉了。“贫困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如此简单处理，到2020年以后，贫困人口一定还会有”。
杜鹰强调：“扶贫不是短期行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绝不是短短几天的事，“要真扶贫、扶真贫，不能玩数字游戏”。
他建议把精准扶贫和划片扶贫结合起来，如果只解决单个的贫困户，不解决这个地区的交通、资源利用等问题是不行的。“精准扶贫解决个性困难，划片扶贫解决共性困难，二者要结合起来。”
范小建说：“硬骨头再难啃，也不能急于求成。”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丁菲菲 陈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