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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对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您怎么看？”
今天上午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屠呦呦”。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了科技界的热门话题，也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毕竟是零的突破。”
“建议国家今后实行诺贝尔奖战略，通过一些合规合理的策略，让更多顶尖人才摘得诺奖。”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到了迸发的时候……”
而在科技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新民，不合时宜地泼了一盆“冷水”，他讲了一个“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张新民所在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该所所长王贻芳带领的实验团队，因测得新中微子振荡模式，在2015年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此奖堪称科学界奖金最多的“第一巨奖” 。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科学成果，却曾在本世纪初，因 “找不到经费”而搁浅，以至于差点“流产”。
张新民清晰地记得，中微子振荡试验所需的科研经费至少1.5亿元。当时王贻芳拿出自己的“百人计划”人才基金，加上高能所特批的几十万元，也只有百万元，相比上亿元，只是九牛一毛。
“为什么不向科技部、基金委申请？”有委员打断张新民的讲述，不解地问道。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根据我国当时的经费支持政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一般最多为2000万元；科技部的“973”项目，一般上限为4000万元。3亿元以上的项目可以去国家发改委申请大科学装置项目。这意味着，4000万～3亿之间的项目，没有部门可以受理。
王贻芳的项目正好处于“真空”地带。于是，这位科学家带着实验团队，开始去做一件他们本不擅长的事情——“找经费”，最终由科技部在内的6家单位共同出资1.57亿元。他们自我调侃这一过程是“费了大劲才请来6个‘婆婆’”。
而且这一“请”，花了3年时间。
在这3年里，原本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际同行，跑到了前面。后来，中微子这一领域不断产生诺奖，2002年颁给了日本的小柴昌俊，2015年颁给了日本科学家梶田隆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
“后来不断有人为王贻芳他们‘惋惜’——如果那3年时间没耽误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张新民自问。
“白白错过（一次可能获诺奖的机会）了！” 他语气激动起来。
会场起了涟漪。
“还是对基础科学研究不够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说道。有委员接过话说：“中国错过的，又岂止这一个。”
今年春节期间，美国人发现引力波的消息，漂洋过海传到中国，引发科普热的同时，再次刺痛科技界的神经——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错过了引力波？
在天文学家眼中，引力波这个重大研究命题，将会诞生若干个诺贝尔奖。
“我们一开始并非没有，却最终错过了！”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说。
在小组讨论会上，他列举了一组数字：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上马LIGO项目研究引力波，前后总共投入了100亿元，几乎同一时间，我国也开始支持与引力波相关的研究项目，迄今共支持了近50个项目，加起来总共投入2000多万元。
“重视与否，从经费支持的力度可见一斑。”杨卫说。直到3年前，LIGO项目还没有产生任何重大意义的成果，这意味着，美国人几十年间投入上百亿，如同打了水漂。而在3年后的2016年，美国人震惊了全世界。
杨卫说，反观我们，相关项目一直断断续续，有的半死不活，有的石沉大海，“都说十年磨一剑，我们对待基础研究，真的有这份耐心吗？”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潘建伟看着这句话，反复念了三遍：“对基础研究有这样的期待，不仅是一个大国应有的目标，更有大国‘等得起’的胸怀。”
了解科技史的人知道，牛顿引力提出后几百年，才被真正用到计算人造卫星的轨道；电动力学刚建立似乎没什么用，等到赫兹发现无线电波后一百年，互联网才为我们做出重要贡献。“基础研究的成果未来一定会回报给这个世界，只是需要时间。”他说。
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出一个有利于基础研究的科研环境。引力波传遍大街小巷，王贻芳专门写了一篇题为《LIGO发现引力波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启示》的文章，其中提到，当年让他“多花费了3年时间”的老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
最新披露的中国西藏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给出的预算是1.5亿元，如今依然面临拿不到经费的尴尬状况。
这个项目的主要倡导者与负责人，正是张新民。
来参会之前，他通过媒体吐过几次槽，“努力了一年，还没有找到对口的部门”。
今年两会上，张新民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再次呼吁，破除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引力波，我们错过一次就够了！”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