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招呼、插手案件，止！

    在办理湖南益阳原市委书记马勇受贿案时，检察机关意外发现马勇违法指令“协调”了一起命案。此案中乱象丛中，司法人员与律师权钱交易，帮助被告人开脱罪责，导致重罪轻判。

    这个写入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行政干预司法案例，结果怵目惊心：9名司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过问、干预司法审判的事情不是个例。一名法官曾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受理的案件如果涉及当地重大工程、龙头产业，有时候政府法制办会反映给当地领导，“领导过问案件，问‘你们怎么受理了’、‘怎么处理好’，问法院几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建军为他了解的一个调查结果感到担忧。调查在某地进行，话题有关政法队伍，结果，75%的受访者在“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中，选择了“领导干预、社会关系说情、绩效考核、信访维稳”。

    “有时候，法外因素裹胁司法人员，以至于投鼠忌器，司法人员很难以事实为依据，甚至根据裁判结果的需要，来采信证据、推定事实。”朱建军担心地说，有些地方，出现了“审理者违心裁判，裁判者无力负责”的现象。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并不回避。在作最高法工作报告的当天，媒体播发了对他的采访。周强回顾说，中央2015年制定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责规定》。

    这两个规定，简而言之，就是法院要及时记下干预记录，政法委负责通报，纪委负责追责。周强说，最高法及时细化了实施举措，并要求全国法院贯彻执行。

    打招呼、过问、干预司法的行为屡屡发生，以至于“关系案、人情案”成为侵蚀司法公正的病毒。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郎佩娟对这个话题并不陌生，她认为，行政权是三权中最活跃、最强势的，所有执行性事务都要靠行政机关落实，否则，连立法机关立的法律都可能是一张废纸。

    郎佩娟知道，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司法系统或多或少受行政机关影响，突出表现是人、财、物的配置掌握在行政手里，“法院慑于行政系统资源分配和执行的权力”。

    拥有丰富案件代理经验的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李亚兰说，在法律制度上，我国目前没有对权力形成完全有效的制约，法律不健全，这无疑为行政干预、过问司法留下后门。

    多名司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今，执意直接插手案件的党政领导其实是少数，如果有，多发生在基层。相对常见的是打招呼、过问，这对办案人员如何排除法外因素干扰，带来不小挑战。

    变革正在进行。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被媒体评论为“是对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有力推进”，堪称“我国司法改革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朱建军还听说了“上海经验”，即所有案件都如实填写领导干部干预案件表格，未填写的视为未结案。

    两年之后，郎佩娟看到，2015年11月，中央政法委集中通报5起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典型案件，其中两名是地方党政干部。

    “多办几个，形成示范效应，就没人太敢去做了。”她认为。 

    这则通报末尾的几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各级政法机关要“如实全面记录”，认真调查核实，严肃追究问责，“确保铁规发力、制度生威”。

    对此，周强认为，改革效果“非常明显”，“领导干部和法院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情况得到有力遏制。”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也感受到目前司法环境已有所改善，但还要进一步落实，“抑制行政干预司法要从行政首长做起。”

    目前，确保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还法官一个干净、清静的司法环境，正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不少官员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公务员的一个底线。”全国人大代表、徐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铜山区委书记毕于瑞说，政府官员如果出面干预司法，这就是违法行为，“作为政府官员，要有法治意识，要依法行政、依法履职。”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