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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有利于国防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3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解放军代表团的这番讲话，让“军民融合”四个字成为两会上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
今年2月，海军陆战队从三亚赴新疆某训练基地寒训，就使用了民航客机、民用运输船等运送人员和装备，有效提升了海军战略投送能力。2014年5月，济南军区空军成功组织某型运输机、某型歼击机在高速公路上试飞起降。这些都是军民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
但军民融合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如今，军民融合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形式包括“民参军”、“军转民”和“军民协同”等，涵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人才培养、国防动员等众多领域。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吴光辉看来，技术领域的军民融合由来已久，比如核能技术，既能用于核能发电，也能用作核武器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伊朗发展核电技术，美国却指责其发展核武器。
而一些“高大上”的军用技术一旦应用到民用领域，就可能带来巨大的市场收益。全国人大代表、探月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此深有体会。
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胡浩说，两会前，他到一家有色金属研究院调研，这家研究院的负责人告诉他，在研究院展厅里摆放的成果中，90%来自于航天技术的转化，这其中就包括社会应用比较广泛的钛合金眼镜架。
“大部分都是在航天技术的需求下拉动生产的品种，乃至产业。”听完介绍，胡浩直观地意识到，包括一些军用技术在内的科技成果，可能没法直接产生经济效应，但它们会以另外的方式拉动经济发展，助推社会进步。
此前，国防科工局的探月工程项目曾宣布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社会资本、企业参与嫦娥四号任务。胡浩说，这正是国防科技工业扩大军工开放、加强资源共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举措。
以嫦娥四号为例，这颗卫星就有望成为开发平台、验证平台、应用平台，为社会资本提供技术验证、产品搭载、数据应用等条件。胡浩认为，以嫦娥四号为试点，探索引入社会资本的新模式，对于打破航天工业壁垒、加速航天技术创新、有效降低工程成本、提高投资效益等具有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民用领域的蓬勃发展同样可能来“反哺”军用技术乃至军事发展。
吴光辉以二战为例，在战争的后期，空战依然至关重要，然而，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德国，已经很难在空中增加更多新的力量，为什么呢？
“不是飞机生产不出来，而是没有足够的飞行员。”吴光辉说，当时，飞机生产速度依然非常快，但是军机飞行员都被“打完了”。反观民用市场，拥有飞行执照的人屈指可数，很难形成可以补充的有生力量。
后来，美国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如今，美国拥有3万多个机场，有二三十万架民用飞机，拥有飞行执照的飞行员有五十六万人。如果回到二战时，这些人不排除有补充进军机飞行员队伍的可能。
“通用航空的壮大，势必会来反哺军用航空的发展。”吴光辉说，通用航空、民航、军航这三个部分组成了一个金字塔，通用航空在最下面，是基础，这个基础面越大，能撑起的军航塔尖也越高。
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也提到了这层意思。他说，军工企业要活得好，必须重视“军民融合”。
以波音这样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公司为例，军机研发经费就靠民机盈利保障。尹卓说，我国的一些军工企业过去也试图经营民品，比如生产飞机的企业去造汽车。但由于产品质量差，经营民品并不成功。他建议，可以先从民企比较擅长的信息化等方面开始探索。
诚然，当前的军民融合还面临一些障碍。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永提到，科研院所有很好的军工技术不能产业化，原因就在于缺乏市场刺激。
刘永说，为了安全，他们都会选择本系统内的合作商，这就导致科研院所的军工技术发展缓慢，市场竞争力不强。所以军转民、民转军、“军民融合”还需要地方政府围绕效率进行推动，需要国家配套相关制度。
这些体制性障碍已经引起国家高度重视，解决相关问题成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去年11月举行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努力构建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重要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吴光辉看来，这意味着，军民融合将迎来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卢义杰 张茜 实习生 杜珂
